1894甲午年秋冬，大清海军与日本海军在黄海交战，大清陆军与日本陆军在朝鲜交战，结果是日本海军击败了大清海军，日本陆军也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占领了大清辽东，威逼山海关，京师震动。
辽东海城县有书生，姓本，名欲观，考中秀才，原本想继续苦读，图谋中举，乘公车进京。但是一试不中，正要头悬梁锥刺骨，准备二试，这时候日本人杀了过来。幸亏他腿脚还利索，跑了出来，一路要饭，到了京城。到京城一游原本是本秀才的一个梦，可是没想到自己是这样进京的，衣衫褴褛，满脸乌黑，斯文全无。
本秀才到京城之后，四下张望，举目无亲。他想起了一个海城老乡，但这个人早就死了，这人就是清朝初年三蕃之一尚可喜，后来被康熙皇帝给废了。大清倒闭之后，海城又出了一个人物，名叫张作霖。本秀才从海城跑出来的时候，张作霖还是海城的一个无名小混混。等张作霖混出头了，本秀才也死了。那是后来的故事
难民本秀才在京城为了糊口，弄了一块肮脏的白布，摊在宣武门外大街路边的地上，上面写着他当难民的悲惨经历，让进出宣武门的市民们观看。那时候京城市民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十分同情这个要饭的秀才，纷纷给饭给钱。
转眼到了1895年春天，大清要与日本签订投降条约的消息传来。康有为等人招呼各省举子，在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集合，然后去宣武门内西单都察院递交请愿书。队伍正好从本秀才的要饭摊子前路过，举子们看到了本秀才，也都纷纷为他难过，进一步加深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本秀才也要饭不忘爱国，连忙卷起布告，跟着那群游行示威的举子，进了内城。
督察院在内城西单牌楼路口北边西拐的小胡同里面。胡同口有士兵把守着，不让人群涌入，只让他们派几个代表进去递送文书。其他举子们和围观的人群都聚在牌楼北边，这地方离多少年之后的那堵民主墙不算太远，算是民主墙的起源吧。
这时只见有人登高演讲，文文绉绉地诉说亡国灭种的危机。本秀才觉得那人说得不精彩，等那人讲完了，自己一激动，也窜了上去，先对大家拱手作揖，然后说道，诸位老少爷们，我是辽东海城的，秀才，准备考举。可是日本人现在打倒海城了，屠杀了全城，血流成河啊。我是侥幸跑出来的。我现在无家可归，无业可就，孤苦伶仃，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大家要想知道亡国奴是什么样子，就来看我，就是我这个样子。
说着他还在台上转了一圈，让大家把他前后左右都看清楚。然后他接着说，望老少爷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圆场。
说完又朝四面拱手，然后把肮脏的大褂前襟撩了起来，正要准备收钱，被下面的几个正义举子给拉了下来，骂他说，我们这里搞爱国活动，你捣什么乱，滚一边去！
1895年4月17日，朝廷批准签署《马关条约》，举子们也纷纷回各省去了。传说日本要把辽东归还，但是没有收到大清赔款之前，日军暂时不撤退。所以本秀才有家还是不能回去，不得不继续在京城街头继续要饭。但是给饭给钱的人越来越少，迫不得已，本秀才就打地摊，说起了关东评书，讲起了当年满清开国英雄们入侵大明的爱国故事，吸引了不少人聆听。听众们被本秀才的精彩说书所感动，连连叫好，完全忘了三百年前满清跟日本一样，也是外国侵略者。
不久本秀才在宣武门城门口一带出了名。旗人冷四路过这里，听了几耳朵，觉得本秀才把他们八旗祖先的故事说得不错，于是就跟聚闲斋茶馆小邱老板推荐。小邱老板喜欢革新改良，听了冷四的建议，就把本秀才请到聚闲斋来，给他腾出一个角落来说书，既给本秀才提供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也提高了茶馆的上座率，一举两得。就这样，本秀才成为聚闲斋茶馆第一代说书人。
然而本秀才好命不长，四年之后的庚子年，义和团进京，杀洋教，杀白莲教，把本秀才当作白莲教，在聚闲斋茶馆门口给砍了头。这是后面的故事。[2007-2-16][2007-9-29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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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November 07, 2007
一个棚匠的甲午战争
原订整个京城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祝寿。因为前方战事吃紧，京城的活动被取消了，只是在颐和园内祝寿。原来计划搭建的六十座彩棚也缩减到六个，象征性地装饰一下。这么一来，原来拿到搭建工程的棚铺周老板可就惨了，不光是他赚不到钱，而是为了拿下工程他掏出很多银子给顺天府衙门管彩棚工程的官员行贿，这钱要是要不回来，周老板就亏血本了。
管发包彩棚工程的那个小官名叫陈皮，汉人，住在宣武门内。他把彩棚工程报给了周老板的九重天棚铺和另外一个姓王的棚铺。工程宣告停建之后，周老板和王老板堵着陈皮家的门，要陈皮把受贿的银子退还回来。开始陈皮想赖账，但是周老板态度坚决，说，我还等着钱嫁女儿呢。如果你不退，我就高官，咱们鱼死网破，我豁出去了。王老板也拍着胸脯说，我也豁出去了。
陈皮答应还钱，让二位第二天来取。
第二天，陈皮到钱庄取了银票，准备还给周老板和王老板，但是半路上遇上一个大内的熟人，聊了两句。
熟人压低了声音对陈皮说，局势不妙了，小日本打到辽东，还在胶东登陆了，正南北两路向北京夹击呢。
陈皮惊慌地说，那北京扛得住吗？
熟人说，那很难说，朝廷已经派人到西安打前站，万一不行，就迁都西撤。
陈皮说，可这市面上一点动静也看不出来啊？
熟人说，那哪能让老百姓都知道，还不反了了啊？
跟熟人分手之后，陈皮心想要是把这么多钱给退了，今后就没有机会再挣了。反正大清也快不行了，干脆逃之夭夭吧。于是陈皮就跟顺天府衙门撒谎说江南老父病逝，然后带着小脚妻子携款逃跑了。
第二天周老板和王老板上门要银子，留守的老妈子说，陈老爷和陈太太回江苏老家了，他老子突然病死了。
周老板问老妈子，陈皮没有留下什么银子要还给我们吗？
老妈子说，什么也没有留，就说让您等他回来再说。
王老板在一边嘟囔说，八成我们等不着他的人了。
周老板气得集火攻心，差点晕了过去，被王老板搀扶着，回到了九重天棚铺。
周老板有一个女儿，名叫周花儿，今天22岁，经人说媒要嫁给对面聚贤斋老板娘的儿子邱京生为妻。小邱今年19岁，小新娘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周家和邱家就说好了过门儿的日子。
原本周老板要为女儿准备一份嫁妆，但是彩棚工程黄了，行贿的钱也白搭进去了。这钱都是周老板东借西借凑出来的，还背着一身债，叫周老板如何准备嫁妆。于是周老板亲自上门找翰林嫂说，要取消女儿的婚事。
翰林嫂是聚贤斋茶馆的老板娘，先夫是一个翰林，后因事被贬死在福建老家。翰林嫂就在京城开茶馆谋生，把独生儿子邱京生拉扯大。
翰林嫂听周老板因为缺钱要退亲，坚决不同意，她说她家什么都不要，就把大姑娘送来就行了。她说她是看着花儿长大的，是一个好姑娘，邱家就是非她不娶了。
听翰林嫂这么一说，周老板先把女儿的婚事安排踏实下来，然后进了老通祥当铺，想用九重天的铺面当一些钱救急。
老通祥当铺的孔掌柜见周老板要当铺面，就把他叫进里间，跟他说，有一个天津来的卖洋布的，正想要买一处铺面，你要不要出售，兴许能谈一个好价钱。
周老板说，我卖了祖房，我住哪儿去呢？
孔掌柜说，有钱的华人都往天津租界跑，那里大兴土木，盖花园洋房，架子工极为缺乏，我可以介绍我们老通祥在天津的分号，帮你介绍一些棚匠活儿。
周老板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听了孔掌柜的建议，买了九重天棚铺的铺面房，在女儿出嫁之后，就带着儿子小周，去天津谋生去了。
聚贤斋茶馆对面的九重天牌子，换上了吉利洋绸布庄的牌子。[2007-10-19初稿][2012-4-8修改]
世界地图
1894年夏秋之交，京城菜市口大茶馆聚闲斋的茶客们，听说了大清与日本交战的消息后，都一致认为大清必胜，小日本必败。大部分人继续关心本年度的蛐蛐儿大赛，等着听候大清胜利的好消息。然而也有少数人关心清日战争的战事，想弄清楚大清到底有多大，日本到底有多小，大清在什么地方，日本在什么地方。
旗人呆八就是关心战事的一个。呆八的父亲是火器营守备，呆八本人是火器营候补把总，基本上属于挂职待业。他不像大拨儿人那样喜欢玩鸟，玩鸽子，玩蛐蛐儿，他喜欢玩炸药，配制各种礼花，偶尔也用炸药帮助别人拆旧房，那不是为了赚钱，纯属娱乐。呆八算得上是聚闲斋茶客当中的科学家，喜欢思考的人。
呆八想起来，去年信洋教的三顺粮店海老板曾拿来一张四海全图，当作玩意儿让茶客们看，那是洋教堂南堂的董神父送给海老板的，原文是法文，董神父用中文分别在法国和大清帝国的位置上翻译标注了出来，其他的国家，他就没有管。当时大家新鲜了一下，为了大清没有画在地图中间，和大地为什么是个球，还争论过，但是过后大伙就给忘记了。现在大清跟日本交战，日本到底在哪里，呆八还真有点迷糊。
于是呆八就问前来告诉大家清日交战消息的海老板，说，海老板，去年你让我们看的那张四海全图还在吗？
海老板说，反正没扔，我回家找找。
呆八说，麻烦您回头好好找找，咱们看看这小日本到底在哪里。
海老板也又兴趣，说，我这就去找，找到找不到，我回来告诉你。
海老板的家就在三顺粮店后院，粮店离聚闲斋不远。不一会儿，海老板就举着地图回来了。
这地图不大，一尺见方，有的国家小得只能用数字编号，然后在地图下方作注说明。
呆八接过地图开始找日本两个汉字，但是没有找到，只能猜了。
这时候，棚铺老板大肘子也凑了过来。大肘子拿下了给慈禧太后祝寿的沿街彩棚搭建工程，他为了拿下工程花了不少银子贿赂人，但是眼下还没有开工，假如战事把祝寿活动给搅黄了，那他可就亏大了，所以大肘子没有心思观看蛐蛐儿比赛，也凑过来关心战事。
还有怀里抱着一只小狗的颜十也凑了过来，倒不是他关心清日交战，而是冷四害怕颜十的狗把蹦出来的蛐蛐儿给吃了，所以把颜十从观看蛐蛐儿比赛的人群轰出来了。
呆八记得日本是在东边，他也知道日本很小，他在地图上描了一会儿，指着台湾岛说，这里可能是日本。
颜十稍微熟悉一点历史，知道一点蒙元从朝鲜半岛攻打日本的故事，所以还是觉得上面那几个大岛像是日本，就指着日本列岛说，没准是这儿吧。
大肘子比较了一下，说，不可能这么大，还是呆八爷说的对。那个小岛是日本。小日本嘛。
茶馆邱老板也过来凑热闹，说，几位爷也别争了，咱斜对过儿老稻川不就是日本人吗？拿过去问问他不就齐了。
老稻川是大肘子的九重天棚铺的邻居，于是大肘子自告奋勇地说，我拿去问问他。说着拿过地图，就出了门，过马路朝老稻川的竹器店走过去。过了一会儿，大肘子回来了，扫兴地说，还是颜十爷说得对。
他指着地图，对大家说，这里是日本，这里是朝鲜，这里是天津，这里是咱京城。
颜十抱着小狗对着地图琢磨了一会儿，惊讶地说，，咱京城干吗放在这儿？离海太近了，离日本太近了。
呆八问道，那你说放哪儿。
还没等颜十回答，大肘子往大清国中间随便一指，说，放在这儿安全。
巧合的是大肘子手指头指的正是重庆的位置，多年之后，重庆还真成了抗日的战时首都。大肘子当时并不懂地理，他关心的是，千万不能让战争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给搅和了。[2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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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呆八就是关心战事的一个。呆八的父亲是火器营守备，呆八本人是火器营候补把总，基本上属于挂职待业。他不像大拨儿人那样喜欢玩鸟，玩鸽子，玩蛐蛐儿，他喜欢玩炸药，配制各种礼花，偶尔也用炸药帮助别人拆旧房，那不是为了赚钱，纯属娱乐。呆八算得上是聚闲斋茶客当中的科学家，喜欢思考的人。
呆八想起来，去年信洋教的三顺粮店海老板曾拿来一张四海全图，当作玩意儿让茶客们看，那是洋教堂南堂的董神父送给海老板的，原文是法文，董神父用中文分别在法国和大清帝国的位置上翻译标注了出来，其他的国家，他就没有管。当时大家新鲜了一下，为了大清没有画在地图中间，和大地为什么是个球，还争论过，但是过后大伙就给忘记了。现在大清跟日本交战，日本到底在哪里，呆八还真有点迷糊。
于是呆八就问前来告诉大家清日交战消息的海老板，说，海老板，去年你让我们看的那张四海全图还在吗？
海老板说，反正没扔，我回家找找。
呆八说，麻烦您回头好好找找，咱们看看这小日本到底在哪里。
海老板也又兴趣，说，我这就去找，找到找不到，我回来告诉你。
海老板的家就在三顺粮店后院，粮店离聚闲斋不远。不一会儿，海老板就举着地图回来了。
这地图不大，一尺见方，有的国家小得只能用数字编号，然后在地图下方作注说明。
呆八接过地图开始找日本两个汉字，但是没有找到，只能猜了。
这时候，棚铺老板大肘子也凑了过来。大肘子拿下了给慈禧太后祝寿的沿街彩棚搭建工程，他为了拿下工程花了不少银子贿赂人，但是眼下还没有开工，假如战事把祝寿活动给搅黄了，那他可就亏大了，所以大肘子没有心思观看蛐蛐儿比赛，也凑过来关心战事。
还有怀里抱着一只小狗的颜十也凑了过来，倒不是他关心清日交战，而是冷四害怕颜十的狗把蹦出来的蛐蛐儿给吃了，所以把颜十从观看蛐蛐儿比赛的人群轰出来了。
呆八记得日本是在东边，他也知道日本很小，他在地图上描了一会儿，指着台湾岛说，这里可能是日本。
颜十稍微熟悉一点历史，知道一点蒙元从朝鲜半岛攻打日本的故事，所以还是觉得上面那几个大岛像是日本，就指着日本列岛说，没准是这儿吧。
大肘子比较了一下，说，不可能这么大，还是呆八爷说的对。那个小岛是日本。小日本嘛。
茶馆邱老板也过来凑热闹，说，几位爷也别争了，咱斜对过儿老稻川不就是日本人吗？拿过去问问他不就齐了。
老稻川是大肘子的九重天棚铺的邻居，于是大肘子自告奋勇地说，我拿去问问他。说着拿过地图，就出了门，过马路朝老稻川的竹器店走过去。过了一会儿，大肘子回来了，扫兴地说，还是颜十爷说得对。
他指着地图，对大家说，这里是日本，这里是朝鲜，这里是天津，这里是咱京城。
颜十抱着小狗对着地图琢磨了一会儿，惊讶地说，，咱京城干吗放在这儿？离海太近了，离日本太近了。
呆八问道，那你说放哪儿。
还没等颜十回答，大肘子往大清国中间随便一指，说，放在这儿安全。
巧合的是大肘子手指头指的正是重庆的位置，多年之后，重庆还真成了抗日的战时首都。大肘子当时并不懂地理，他关心的是，千万不能让战争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给搅和了。[2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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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蛐蛐儿大战
1894年夏秋之间，大清国与日本国爆发了战争。在大清军分别于海上和陆地与日军激战的时候，北京南城菜市口聚闲斋大茶馆门口，两伙人因为斗蛐蛐也发生了激战，拳打脚踢，刀光血影，最后被及时赶到的巡捕老哈用鞭子把他们抽散。
冲突的起因源自在聚闲斋茶馆举行的蛐蛐儿淘汰赛。这比赛名义上是八旗贵族冷贝子主板，其实上是冷贝子的侄子冷四具体操办。冷四20来岁，在骁骑营挂了一个牛录头衔，但是他并不出勤，这不过是他领铁杆庄稼的一个名义。他是和平主义者，对战争不感兴趣。他是小动物爱好者，喜欢鸽子、小鸟、猫狗、金鱼等，最喜欢的是蛐蛐。冷四操办的蛐蛐大赛是他精心设计的，号称挑战淘汰赛，让蛐蛐爱好者们携带各自的蛐蛐来参赛，血战坚持到最后的三只蛐蛐，冷四要高价收购，算是给蛐蛐的主子奖赏。这个比赛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每年一届，成为聚闲斋茶馆的盛会之一。
这一年的比赛，形成了广安门蛐蛐帮和右安门蛐蛐帮两大阵营，因为要争取冷四的高额奖赏，双方内部都做了一些手脚，就像现在的足球联赛，谁输谁赢，背后都有黑幕交易一样。广安门蛐蛐帮的头目叫拉拉胯，右安门蛐蛐帮的头目叫大门牙，两人各带一群兄弟和蛐蛐，先挤垮零散小户，最后形成这两帮的对阵，竞争十分惊心动魄。
农历七月初一，也就是洋历8月1日，大清和日本相互正式宣战。那时没有广播电视，也没有互联网，所以宣战的事情老百姓还不能马上知道，再说朝廷也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太多，害怕有人趁机煽风点火，起哄谋反，所以要从上到下一层一层往下稳稳地传达。
但是京城菜市口一带的老百姓还是很快就知道了。这消息最早是从洋教南堂传出来的。原来大清对日宣战的同时，还学着国际惯例给驻京外国公使馆发照会，通告中日交战。法国公使馆马上把战争消息告诉了在京的法国公民，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洋教南堂的卡西莫多老神父是法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为人类又发生相互残杀，而感到十分悲伤。
8月5日是礼拜日，卡神甫的弥撒主题是上帝保佑忠心的诺亚一家避过灾难。他给信徒们重新讲了诺亚方舟和那只和平鸽的故事。弥撒之后，卡神甫沉痛地告诉信徒们，大清国与日本国已经互相宣战，让我们祈求上帝尽快制止这场战争。
在聚贤斋茶馆北面有一个胡同叫校场口，胡同里面有一个粮店叫三顺粮店，老板姓高，是洋教徒。他参加弥撒之后，急忙从宣武门内的南堂出来，到门外的菜市口聚闲斋茶馆，把清日宣战的消息告诉哥们儿们。
聚贤斋地处菜市口闹市，周围官宅会馆林立，时有深不可测的人物到这里喝茶议事，古今中外无所不知。不过像冷四这样经常泡茶馆的闲人，弄不清日本在哪里，即便在地图上指给他看，过两天他也会忘记。至于蛐蛐贩子拉拉胯和大门牙，对清日交战更是不感兴趣了。
冷四弄不清日本在哪里，但是对于日本人还是有印象。因为聚闲斋茶馆斜对过儿，就有一家竹器店，老板就是日本老头，名叫稻川，身材矮小，面黄肌瘦，留大清辫子，说中国话，见谁都是三鞠躬，一副窝里窝囊的样子。所以冷四一听大清与日本开战，就以为大清是跟稻川那样的一群窝囊废开战，根本不把战事放在眼里。
除了棚匠大周，担心战局不稳，会影响他的给太后祝寿的彩棚工程之外，其他看蛐蛐大赛的茶客们随便把小日本骂了几句，似乎加强了大清必胜的信心，然后又把心思转移到蛐蛐儿大赛上面来。
比赛的结果是，广安门帮的蛐蛐全部落选，右安门帮囊括全部三个大奖。往年比赛的结果，三个获胜蛐蛐各有所主，这一次是一窝端，广安门帮不服气，说右安门帮有猫溺。
右安门帮问，有什么猫溺？
广安门帮说，你们给蛐蛐吃药了。
冷四一听右安门帮给蛐蛐吃药，就拒绝收购右安门帮的获胜蛐蛐，因为吃过药的蛐蛐寿命不长，活不了几天。所以冷四宣布比赛成绩作废，要求过几天重来。
右安门帮眼见就要到手的银子被广安门帮给搅黄了，于是就在聚闲斋门口骂开了。广安门帮不服气，于是两帮就在聚闲斋门口的大街对骂，接着就动手打了起来。
聚闲斋茶馆女老板翰林嫂见门口出了事儿，连忙让儿子京生去报官。过了一会儿巡捕老哈甩着响鞭，一路小跑地出现了。那时候巡捕还不时兴用警棍，各地巡捕使用什么武器的都有。菜市口巡捕老哈喜欢用一根一丈来长的牛皮霸王鞭，抽人准，疼而不伤筋骨，声音响亮清脆，有强大的威慑功能。
两伙蛐蛐帮被老哈抽散了，但是两帮的仇恨却一时不能消解，仍然处于敌对状态。右安门的人不敢走广安门，广安门的人不敢走右安门。直到第二年春天，大清战败，与日本签订了耻辱的《马关条约》，这两帮人才在聚闲斋茶馆言和。[2007-10-13][2012-4-8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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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起因源自在聚闲斋茶馆举行的蛐蛐儿淘汰赛。这比赛名义上是八旗贵族冷贝子主板，其实上是冷贝子的侄子冷四具体操办。冷四20来岁，在骁骑营挂了一个牛录头衔，但是他并不出勤，这不过是他领铁杆庄稼的一个名义。他是和平主义者，对战争不感兴趣。他是小动物爱好者，喜欢鸽子、小鸟、猫狗、金鱼等，最喜欢的是蛐蛐。冷四操办的蛐蛐大赛是他精心设计的，号称挑战淘汰赛，让蛐蛐爱好者们携带各自的蛐蛐来参赛，血战坚持到最后的三只蛐蛐，冷四要高价收购，算是给蛐蛐的主子奖赏。这个比赛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每年一届，成为聚闲斋茶馆的盛会之一。
这一年的比赛，形成了广安门蛐蛐帮和右安门蛐蛐帮两大阵营，因为要争取冷四的高额奖赏，双方内部都做了一些手脚，就像现在的足球联赛，谁输谁赢，背后都有黑幕交易一样。广安门蛐蛐帮的头目叫拉拉胯，右安门蛐蛐帮的头目叫大门牙，两人各带一群兄弟和蛐蛐，先挤垮零散小户，最后形成这两帮的对阵，竞争十分惊心动魄。
农历七月初一，也就是洋历8月1日，大清和日本相互正式宣战。那时没有广播电视，也没有互联网，所以宣战的事情老百姓还不能马上知道，再说朝廷也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太多，害怕有人趁机煽风点火，起哄谋反，所以要从上到下一层一层往下稳稳地传达。
但是京城菜市口一带的老百姓还是很快就知道了。这消息最早是从洋教南堂传出来的。原来大清对日宣战的同时，还学着国际惯例给驻京外国公使馆发照会，通告中日交战。法国公使馆马上把战争消息告诉了在京的法国公民，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洋教南堂的卡西莫多老神父是法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为人类又发生相互残杀，而感到十分悲伤。
8月5日是礼拜日，卡神甫的弥撒主题是上帝保佑忠心的诺亚一家避过灾难。他给信徒们重新讲了诺亚方舟和那只和平鸽的故事。弥撒之后，卡神甫沉痛地告诉信徒们，大清国与日本国已经互相宣战，让我们祈求上帝尽快制止这场战争。
在聚贤斋茶馆北面有一个胡同叫校场口，胡同里面有一个粮店叫三顺粮店，老板姓高，是洋教徒。他参加弥撒之后，急忙从宣武门内的南堂出来，到门外的菜市口聚闲斋茶馆，把清日宣战的消息告诉哥们儿们。
聚贤斋地处菜市口闹市，周围官宅会馆林立，时有深不可测的人物到这里喝茶议事，古今中外无所不知。不过像冷四这样经常泡茶馆的闲人，弄不清日本在哪里，即便在地图上指给他看，过两天他也会忘记。至于蛐蛐贩子拉拉胯和大门牙，对清日交战更是不感兴趣了。
冷四弄不清日本在哪里，但是对于日本人还是有印象。因为聚闲斋茶馆斜对过儿，就有一家竹器店，老板就是日本老头，名叫稻川，身材矮小，面黄肌瘦，留大清辫子，说中国话，见谁都是三鞠躬，一副窝里窝囊的样子。所以冷四一听大清与日本开战，就以为大清是跟稻川那样的一群窝囊废开战，根本不把战事放在眼里。
除了棚匠大周，担心战局不稳，会影响他的给太后祝寿的彩棚工程之外，其他看蛐蛐大赛的茶客们随便把小日本骂了几句，似乎加强了大清必胜的信心，然后又把心思转移到蛐蛐儿大赛上面来。
比赛的结果是，广安门帮的蛐蛐全部落选，右安门帮囊括全部三个大奖。往年比赛的结果，三个获胜蛐蛐各有所主，这一次是一窝端，广安门帮不服气，说右安门帮有猫溺。
右安门帮问，有什么猫溺？
广安门帮说，你们给蛐蛐吃药了。
冷四一听右安门帮给蛐蛐吃药，就拒绝收购右安门帮的获胜蛐蛐，因为吃过药的蛐蛐寿命不长，活不了几天。所以冷四宣布比赛成绩作废，要求过几天重来。
右安门帮眼见就要到手的银子被广安门帮给搅黄了，于是就在聚闲斋门口骂开了。广安门帮不服气，于是两帮就在聚闲斋门口的大街对骂，接着就动手打了起来。
聚闲斋茶馆女老板翰林嫂见门口出了事儿，连忙让儿子京生去报官。过了一会儿巡捕老哈甩着响鞭，一路小跑地出现了。那时候巡捕还不时兴用警棍，各地巡捕使用什么武器的都有。菜市口巡捕老哈喜欢用一根一丈来长的牛皮霸王鞭，抽人准，疼而不伤筋骨，声音响亮清脆，有强大的威慑功能。
两伙蛐蛐帮被老哈抽散了，但是两帮的仇恨却一时不能消解，仍然处于敌对状态。右安门的人不敢走广安门，广安门的人不敢走右安门。直到第二年春天，大清战败，与日本签订了耻辱的《马关条约》，这两帮人才在聚闲斋茶馆言和。[2007-10-13][2012-4-8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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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ly 03, 2006
忆文革时期的“传帮带”
忆文革时期的“传帮带”
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都是在文革十年中度过的。在小学当过红小兵。上中学时，已经取消了红卫兵，恢复了共青团，我只好加入共青团。那时候共青团员除了严格要求自己当个三好学生之外，还要责任帮助落后同学。什么是落后同学呢？上课时睡觉的，玩小玩艺儿的，集体劳动时缺席的，偷懒的，喜欢说人坏话，吵架，打架的，等等。我们班团支部经常开会，讨论如何帮助这些落后分子，然后进行分工，分别行动。当时我们管这个行动叫做“传帮带”，就是传播，帮助，带动的意思。这个词，在文革的时候很流行。
我们班上最顽固的落后分子姓那，外号老那，是个独生子，满族人。帮助他的是一个姓李的女支部委员。后来老那思想居然转变了，变成了一个好学生。中学毕业之后，老那还悄悄跟小李谈了几年恋爱。后来因为小李家里反对，这段情缘才没有发展下去。老那从落后转变为先进，当时还以为毛泽东思想发挥了作用。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明白，大概是小李用爱感动了老那吧。
可惜我们班落后分子都是男生，没有落后女生分配给我。分配给我的是一个姓晏的学习成绩不好的男生，为了帮助他，我每天早起床一个小时，先到他家，趁他早晨头脑清醒的时候，帮他复习昨天的功课，以免他听不懂今天白天老师讲的新课。可惜我的帮助行动效果不怎么明显。老晏进步不大，但是为了他的一点点微小进步，我也十分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助人为乐的好事情。
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学校里面是不是还有这样神圣的“传帮带”活动。反正在上班的公司里面，没有这样的活动了。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活动来，那就是传播黄色新闻，帮助你欺骗老婆，带你去洗澡按摩。说中国道德状况严重堕落，真是一点不假。
从中国回来的德国朋友说中国人太自由了。看他的口气，似乎都有点羡慕。我很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德国，虽然公司里面没有党团组织，政府也从来不搞什么思想教育运动。但是德国有一个民间基督教教会。这个教会不属于政府，但是又有高度的组织性。教会所从事的，居然就是我小时候所熟悉的“传帮带”活动。传播上帝的福音，帮助你克服困难，带动你过上远离罪恶的生活。当然，教会并不强制你，而是通过教徒们，从他们的家庭，朋友，一圈一圈，耐心地顽强地对“迷途的羔羊”进行着传帮带活动。来过德国的中国人，都会对德国人良好的公共意识有深刻的印象。这良好的素质跟不是政府教育出来的，政府从来不搞思想教育运动，而是基督教传帮带教育的结果。
我觉得，现在中国各级党团领导人都在带头致富，让他们来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是没有权威的。这时候我觉得基督教真的很不错。但是又有点不甘心。难道中国自己的儒教不行吗？但是拿儒教跟基督教比较，就发现儒教的使命感跟基督教的使命感不同。儒教的使命感是治国平天下，眼睛看着上面，心里喜欢做官。而基督教的使命感是拯救每一个灵魂。所以你看到历史上，基督徒不辞辛苦，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到世界各地的穷乡僻壤去传教。而儒教徒呢，个个心系京城，考个状元，光宗耀祖，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那中国的穷乡僻壤，平民百姓民间呢？没有人管，于是就自发地，自由地，产生了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游民文化。有人总是说中国人变坏是受了西方腐败资本主义影响。这不对。看看中国历史，比西方更腐败。这是中国自身内部的腐败思想在发挥影响。
当然儒家要是丢了，中国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因为中国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毕竟也是德国的嘛。所以儒家是不能丢的。但是老儒家，也不能全盘接受。儒家要改造，要脱胎换骨。就像儒家当年吸收佛家的思想一样，儒家应该从基督教那里借鉴好的东西。例如面向平民的传帮带行动。[2005-9-11][2006-7-4修改]
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都是在文革十年中度过的。在小学当过红小兵。上中学时，已经取消了红卫兵，恢复了共青团，我只好加入共青团。那时候共青团员除了严格要求自己当个三好学生之外，还要责任帮助落后同学。什么是落后同学呢？上课时睡觉的，玩小玩艺儿的，集体劳动时缺席的，偷懒的，喜欢说人坏话，吵架，打架的，等等。我们班团支部经常开会，讨论如何帮助这些落后分子，然后进行分工，分别行动。当时我们管这个行动叫做“传帮带”，就是传播，帮助，带动的意思。这个词，在文革的时候很流行。
我们班上最顽固的落后分子姓那，外号老那，是个独生子，满族人。帮助他的是一个姓李的女支部委员。后来老那思想居然转变了，变成了一个好学生。中学毕业之后，老那还悄悄跟小李谈了几年恋爱。后来因为小李家里反对，这段情缘才没有发展下去。老那从落后转变为先进，当时还以为毛泽东思想发挥了作用。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明白，大概是小李用爱感动了老那吧。
可惜我们班落后分子都是男生，没有落后女生分配给我。分配给我的是一个姓晏的学习成绩不好的男生，为了帮助他，我每天早起床一个小时，先到他家，趁他早晨头脑清醒的时候，帮他复习昨天的功课，以免他听不懂今天白天老师讲的新课。可惜我的帮助行动效果不怎么明显。老晏进步不大，但是为了他的一点点微小进步，我也十分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助人为乐的好事情。
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学校里面是不是还有这样神圣的“传帮带”活动。反正在上班的公司里面，没有这样的活动了。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活动来，那就是传播黄色新闻，帮助你欺骗老婆，带你去洗澡按摩。说中国道德状况严重堕落，真是一点不假。
从中国回来的德国朋友说中国人太自由了。看他的口气，似乎都有点羡慕。我很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德国，虽然公司里面没有党团组织，政府也从来不搞什么思想教育运动。但是德国有一个民间基督教教会。这个教会不属于政府，但是又有高度的组织性。教会所从事的，居然就是我小时候所熟悉的“传帮带”活动。传播上帝的福音，帮助你克服困难，带动你过上远离罪恶的生活。当然，教会并不强制你，而是通过教徒们，从他们的家庭，朋友，一圈一圈，耐心地顽强地对“迷途的羔羊”进行着传帮带活动。来过德国的中国人，都会对德国人良好的公共意识有深刻的印象。这良好的素质跟不是政府教育出来的，政府从来不搞思想教育运动，而是基督教传帮带教育的结果。
我觉得，现在中国各级党团领导人都在带头致富，让他们来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是没有权威的。这时候我觉得基督教真的很不错。但是又有点不甘心。难道中国自己的儒教不行吗？但是拿儒教跟基督教比较，就发现儒教的使命感跟基督教的使命感不同。儒教的使命感是治国平天下，眼睛看着上面，心里喜欢做官。而基督教的使命感是拯救每一个灵魂。所以你看到历史上，基督徒不辞辛苦，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到世界各地的穷乡僻壤去传教。而儒教徒呢，个个心系京城，考个状元，光宗耀祖，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那中国的穷乡僻壤，平民百姓民间呢？没有人管，于是就自发地，自由地，产生了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游民文化。有人总是说中国人变坏是受了西方腐败资本主义影响。这不对。看看中国历史，比西方更腐败。这是中国自身内部的腐败思想在发挥影响。
当然儒家要是丢了，中国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因为中国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毕竟也是德国的嘛。所以儒家是不能丢的。但是老儒家，也不能全盘接受。儒家要改造，要脱胎换骨。就像儒家当年吸收佛家的思想一样，儒家应该从基督教那里借鉴好的东西。例如面向平民的传帮带行动。[2005-9-11][2006-7-4修改]
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爱情小史
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爱情小史
知识分子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总是讲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好像他老人家自己不是知识分子似的。毛主席认为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大概是因为他是党的领导，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认为自己是当权派，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也写过书，按理来说也应该是知识分子了，但是他似乎也不是知识分子，他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反过来说明，那些有点知识但没有什么权力的一小群人，才可以被称作知识分子，例如老师，科研人员，编辑记者等等。这帮人有点文化，但是没有权力。所以被成为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爱情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我抛一块砖头，希望引出大家更精彩的玉石。从解放到现在，知识分子在当代爱情史上地位最高的时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将科学看作是第一生产力，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当时有一篇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叫《歌德巴赫猜想》，描述数学家陈景润的人生历程。这篇文章的成功，意味着知识分子受到了社会的尊重。那个时候，刚刚恢复公平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从19岁到35岁这个年龄段的一大群学习成绩好的人，考入了大学，成为知识分子的后备军。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真是时代的饺子，令漂亮姑娘们嘴馋。嫁给大学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我们暂且称那个时代为陈景润时代。
然而好景不长，漂亮姑娘们发现这些时代饺子并不实惠。毕业之后，还有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危险。很快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小汽车司机的地位上升。80年代中后期，首长们的汽车多了起来，于是小车司机成为一个很特殊的社会部落，他们地位很高，到哪儿都是跟首长一起上桌吃饭的，相当于半个秘书。很多人求首长办事，找不到门路，就求首长的司机。而小车司机因为靠近首长，分房子长工资，大都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还是次要的，有的小车司机深受首长赏识，还被派到领导岗位上去。有人做过调查，改革初期政府办的企业，其老总们很大一部分出身于老首长们的司机。这个时代是小车司机时代。 漂亮姑娘们喜欢嫁司机。知识分子的地位落在了后面。
接着到了90年代，大量外商进入中国。原来中国的漂亮姑娘们深受文革的余毒，看不起商人。当时中国的农村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0多年，涌现出了一批乡镇企业家。但是城里的漂亮姑娘看不起这些土包子商人。很少听说哪个漂亮姑娘嫁给乡镇企业家的。但是外国商人，港台商人除外。他们可以把漂亮姑娘们带出国。姑娘们出国是为了学习外语知识，不是为了钱，所以嫁给外商，并不是丢脸的事情，而且很光荣。这就进入了外商时代。
进入到90点带末期到今天，中国的内商异军突起，亿万级千万级的乡镇企业家频频出现，百万级的不计其数。而且这些乡镇企业家长期住在城里。外表已经看不出农村的痕迹。他们花钱比外商大方，对待漂亮姑娘也比外商殷勤。加上早期嫁给外商的大姐姐们纷纷回国，说外国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好，不过如此而已。从此中国爱情史进入了纯粹大款时代。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就能赢得漂亮姑娘的追逐。这当然是一个历史进步。不过，知识分子的地位依旧没有提高。当然有少数读过书的人，进入了经济精英阶层，成为超级大款，但是他们就同刘少奇一样，不能代表知识分子，只能代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干派。
那么从陈景润时代往前数，也很有意思。那就是文革中期的支左解放军时代，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工农干部时代，和50年代初期的进城解放军时代。总之，当代中国爱情发展史上，除了暂短的陈景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几天之外，前后绝大部分时间，都不是主角。
但是中国的文学和历史又都是这些知识分子写的。他们轮不到唱主角，心里就不得志，不得志，就心灰意懒，所以文学也好，历史也好，总是写的灰不拉机的，提不起精神，让有些人看了干着急，总还想再改造改造他们。哎呀，中国的漂亮女人们，可怜可怜他们吧。[2006-1-18]
知识分子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总是讲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好像他老人家自己不是知识分子似的。毛主席认为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大概是因为他是党的领导，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认为自己是当权派，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也写过书，按理来说也应该是知识分子了，但是他似乎也不是知识分子，他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反过来说明，那些有点知识但没有什么权力的一小群人，才可以被称作知识分子，例如老师，科研人员，编辑记者等等。这帮人有点文化，但是没有权力。所以被成为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爱情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我抛一块砖头，希望引出大家更精彩的玉石。从解放到现在，知识分子在当代爱情史上地位最高的时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将科学看作是第一生产力，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当时有一篇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叫《歌德巴赫猜想》，描述数学家陈景润的人生历程。这篇文章的成功，意味着知识分子受到了社会的尊重。那个时候，刚刚恢复公平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从19岁到35岁这个年龄段的一大群学习成绩好的人，考入了大学，成为知识分子的后备军。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真是时代的饺子，令漂亮姑娘们嘴馋。嫁给大学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我们暂且称那个时代为陈景润时代。
然而好景不长，漂亮姑娘们发现这些时代饺子并不实惠。毕业之后，还有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危险。很快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小汽车司机的地位上升。80年代中后期，首长们的汽车多了起来，于是小车司机成为一个很特殊的社会部落，他们地位很高，到哪儿都是跟首长一起上桌吃饭的，相当于半个秘书。很多人求首长办事，找不到门路，就求首长的司机。而小车司机因为靠近首长，分房子长工资，大都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还是次要的，有的小车司机深受首长赏识，还被派到领导岗位上去。有人做过调查，改革初期政府办的企业，其老总们很大一部分出身于老首长们的司机。这个时代是小车司机时代。 漂亮姑娘们喜欢嫁司机。知识分子的地位落在了后面。
接着到了90年代，大量外商进入中国。原来中国的漂亮姑娘们深受文革的余毒，看不起商人。当时中国的农村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0多年，涌现出了一批乡镇企业家。但是城里的漂亮姑娘看不起这些土包子商人。很少听说哪个漂亮姑娘嫁给乡镇企业家的。但是外国商人，港台商人除外。他们可以把漂亮姑娘们带出国。姑娘们出国是为了学习外语知识，不是为了钱，所以嫁给外商，并不是丢脸的事情，而且很光荣。这就进入了外商时代。
进入到90点带末期到今天，中国的内商异军突起，亿万级千万级的乡镇企业家频频出现，百万级的不计其数。而且这些乡镇企业家长期住在城里。外表已经看不出农村的痕迹。他们花钱比外商大方，对待漂亮姑娘也比外商殷勤。加上早期嫁给外商的大姐姐们纷纷回国，说外国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好，不过如此而已。从此中国爱情史进入了纯粹大款时代。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就能赢得漂亮姑娘的追逐。这当然是一个历史进步。不过，知识分子的地位依旧没有提高。当然有少数读过书的人，进入了经济精英阶层，成为超级大款，但是他们就同刘少奇一样，不能代表知识分子，只能代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干派。
那么从陈景润时代往前数，也很有意思。那就是文革中期的支左解放军时代，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工农干部时代，和50年代初期的进城解放军时代。总之，当代中国爱情发展史上，除了暂短的陈景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几天之外，前后绝大部分时间，都不是主角。
但是中国的文学和历史又都是这些知识分子写的。他们轮不到唱主角，心里就不得志，不得志，就心灰意懒，所以文学也好，历史也好，总是写的灰不拉机的，提不起精神，让有些人看了干着急，总还想再改造改造他们。哎呀，中国的漂亮女人们，可怜可怜他们吧。[2006-1-18]
文革中一部难忘的纪录片
文革中一部难忘的纪录片
在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阿甘参加了美国兵乓球队，并访问了中国。美国兵乓球队访问中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时间是1971年4月10日至17日。这个事件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成为毛泽东主席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序幕。
1972年4月，中国兵乓球队回访了美国，其中包括访问刚刚恢复了中国合法地位（1971年10月）的联合国纽约总部。访问的过程被拍摄了彩色纪录片，很快就在北京放映。
这部纪录片原本是歌颂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伟大胜利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初中生来说，突然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整洁的街道，漂亮的高楼，满街的汽车，人们身上五颜六色的衣服，简直让我们看傻了眼。走进电影院之前，我们还感觉生活在天上，看到了电影里的美国，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在地上。出了电影院，同学们都不说话，好像刚刚参加追悼会出来。那种感觉震撼力之强，至今不能忘怀。
在看这个彩色纪录片之前，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只能看到几部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朝鲜电影，还有几部老掉牙的苏联电影，外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黑白电影世界。从电影里面看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比中国似乎好一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那么英国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深信报纸上广播里告诉我们的，那里的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有一个著名的广播剧告诉我们，美国穷人的小孩子上不起学，只好下地摘棉花当童工。那时候普通老百姓家里还没有电视，所以我们不知道电视里面如何报道美英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的。
《中国兵乓球队访问美国》这个纪录片让我们打开了眼界，也引起了我们的怀疑，那就是一贯被我们认为无比正确的报纸和话匣子[收音机]，在我们的心目中逐渐失去了权威。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受苦受难的说法，被这个彩色纪录片给打破了。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北京少年，第一次感到了自卑，感到了心理不平衡。三年之后，当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读政府工作报告，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发自内心地拥护。当周总理逝世后，我们发自内心地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并且对毛主席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当1976年打倒四人帮时，我们也是发自内心地上街欢呼雀跃。 [2006-2-2]
在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阿甘参加了美国兵乓球队，并访问了中国。美国兵乓球队访问中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时间是1971年4月10日至17日。这个事件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成为毛泽东主席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序幕。
1972年4月，中国兵乓球队回访了美国，其中包括访问刚刚恢复了中国合法地位（1971年10月）的联合国纽约总部。访问的过程被拍摄了彩色纪录片，很快就在北京放映。
这部纪录片原本是歌颂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伟大胜利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初中生来说，突然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整洁的街道，漂亮的高楼，满街的汽车，人们身上五颜六色的衣服，简直让我们看傻了眼。走进电影院之前，我们还感觉生活在天上，看到了电影里的美国，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在地上。出了电影院，同学们都不说话，好像刚刚参加追悼会出来。那种感觉震撼力之强，至今不能忘怀。
在看这个彩色纪录片之前，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只能看到几部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朝鲜电影，还有几部老掉牙的苏联电影，外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黑白电影世界。从电影里面看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比中国似乎好一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那么英国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深信报纸上广播里告诉我们的，那里的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有一个著名的广播剧告诉我们，美国穷人的小孩子上不起学，只好下地摘棉花当童工。那时候普通老百姓家里还没有电视，所以我们不知道电视里面如何报道美英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的。
《中国兵乓球队访问美国》这个纪录片让我们打开了眼界，也引起了我们的怀疑，那就是一贯被我们认为无比正确的报纸和话匣子[收音机]，在我们的心目中逐渐失去了权威。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受苦受难的说法，被这个彩色纪录片给打破了。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北京少年，第一次感到了自卑，感到了心理不平衡。三年之后，当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读政府工作报告，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发自内心地拥护。当周总理逝世后，我们发自内心地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并且对毛主席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当1976年打倒四人帮时，我们也是发自内心地上街欢呼雀跃。 [2006-2-2]
Friday, June 30, 2006
真刀真枪玩了命啦
真刀真枪玩了命啦
70年代末，北京有了农贸自由市场，到了80年代初，又出现了服装自由市场。当时最有名的服装自由市场，是王府井南口那个。从王府井南口到东单南口这段长安街北面，原来有东单菜市场，青年艺术剧院，团中央，还有新盖的麦当劳。从这些门脸到大街之间，有20多米宽，是一个长条形路边花园，中间有一条小道。自由市场的摊子就在小道两旁。
所谓摊子，就是一辆平板三轮车。一辆车一个摊子，一个接着一个。摊主们在一般都站在平板后面，左手攥着钱，右手翻腾着自己的货，眼睛东张西望，嘴里还吆喝着。报纸上管他们叫做个体商贩，他们自己管自己叫练摊儿的。当时除了王府井，还有西单，隆服寺等服装自由市场。各街道社区，还有小型的自由市场。练摊儿的多了，使得平板三轮车供不应求。北京大兴县的一个工厂及时推出“神牛”牌三轮车，还上了电视广告。那时候电视广告还不太多，神牛牌三轮车的广告，透着新鲜。一时间，北京市民老少都知道神牛这个名牌。比宝马汽车进入北京人的视野，要早很多年。
其实摊儿上的服装比国营商场也便宜不了多少。那个年代社会风气大变，年轻人喜欢穿牛仔裤等新潮服装。然而国营商场的领导们担心犯政治错误，就是不敢经营这些新玩艺儿。练滩的不怕犯错误，只要不犯法，什么卖得快，就经营什么。摊儿上的新款服装多，小年轻特别是那些小妹妹们都喜欢去逛自由市场，而且还可以像买菜一样砍砍价，其乐无穷。这么一来，自由市场的生意十分火爆。
那时候户口管理比较严格，练摊儿的还没有外地人，都是北京本地人。那时候也没有下岗工人，都是那些本来就没有工作的人上街练摊儿，男的居多，号称北京爷们。北京爷们练摊儿，就带出北京爷们的风格出来。这就是极度夸张的自吹自擂。我还记得一个精彩的吆喝。一个小伙子站在一个板凳上，对着围观的听众，真情流露地吆喝道，“昨天二十五，今天就十八，痛心大出血，真刀真枪玩了命啦！”其实他就是卖几条牛仔裤。
开放自由市场的初期，根本没有精英分子来参加，连国企工人都看不起练摊儿的行当。最早一批练摊儿的都是劳改回来，找不到工作，看不出前途的北京社会底层。生活逼得他们没有办法，就像当今乡下女孩子进歌厅做三陪一样，是被迫走上街头的。然而正是他们，成为北京民间的第一批富起来的人。跟后来的北京官倒不一样，他们挣的是辛苦钱。从南方挤火车进货，到回来起早贪黑练摊儿，流的都是自己的血汗。
80年代末期，北京发生了一场风波。人们高喊着打倒官倒，反对腐败的口号上街游行。这帮练摊的哥们，也痛恨那些凭批个条子，卖个批文获取暴利的官倒，也投入这场风波，还带上了他们的平板三轮。最严重的时候，长安街不通汽车，只见三轮车来回穿行，拉货送水，运送伤员，成为北京历史上难忘的一景。[2005年2月初稿][2006-7-1修改]
70年代末，北京有了农贸自由市场，到了80年代初，又出现了服装自由市场。当时最有名的服装自由市场，是王府井南口那个。从王府井南口到东单南口这段长安街北面，原来有东单菜市场，青年艺术剧院，团中央，还有新盖的麦当劳。从这些门脸到大街之间，有20多米宽，是一个长条形路边花园，中间有一条小道。自由市场的摊子就在小道两旁。
所谓摊子，就是一辆平板三轮车。一辆车一个摊子，一个接着一个。摊主们在一般都站在平板后面，左手攥着钱，右手翻腾着自己的货，眼睛东张西望，嘴里还吆喝着。报纸上管他们叫做个体商贩，他们自己管自己叫练摊儿的。当时除了王府井，还有西单，隆服寺等服装自由市场。各街道社区，还有小型的自由市场。练摊儿的多了，使得平板三轮车供不应求。北京大兴县的一个工厂及时推出“神牛”牌三轮车，还上了电视广告。那时候电视广告还不太多，神牛牌三轮车的广告，透着新鲜。一时间，北京市民老少都知道神牛这个名牌。比宝马汽车进入北京人的视野，要早很多年。
其实摊儿上的服装比国营商场也便宜不了多少。那个年代社会风气大变，年轻人喜欢穿牛仔裤等新潮服装。然而国营商场的领导们担心犯政治错误，就是不敢经营这些新玩艺儿。练滩的不怕犯错误，只要不犯法，什么卖得快，就经营什么。摊儿上的新款服装多，小年轻特别是那些小妹妹们都喜欢去逛自由市场，而且还可以像买菜一样砍砍价，其乐无穷。这么一来，自由市场的生意十分火爆。
那时候户口管理比较严格，练摊儿的还没有外地人，都是北京本地人。那时候也没有下岗工人，都是那些本来就没有工作的人上街练摊儿，男的居多，号称北京爷们。北京爷们练摊儿，就带出北京爷们的风格出来。这就是极度夸张的自吹自擂。我还记得一个精彩的吆喝。一个小伙子站在一个板凳上，对着围观的听众，真情流露地吆喝道，“昨天二十五，今天就十八，痛心大出血，真刀真枪玩了命啦！”其实他就是卖几条牛仔裤。
开放自由市场的初期，根本没有精英分子来参加，连国企工人都看不起练摊儿的行当。最早一批练摊儿的都是劳改回来，找不到工作，看不出前途的北京社会底层。生活逼得他们没有办法，就像当今乡下女孩子进歌厅做三陪一样，是被迫走上街头的。然而正是他们，成为北京民间的第一批富起来的人。跟后来的北京官倒不一样，他们挣的是辛苦钱。从南方挤火车进货，到回来起早贪黑练摊儿，流的都是自己的血汗。
80年代末期，北京发生了一场风波。人们高喊着打倒官倒，反对腐败的口号上街游行。这帮练摊的哥们，也痛恨那些凭批个条子，卖个批文获取暴利的官倒，也投入这场风波，还带上了他们的平板三轮。最严重的时候，长安街不通汽车，只见三轮车来回穿行，拉货送水，运送伤员，成为北京历史上难忘的一景。[2005年2月初稿][2006-7-1修改]
自行车的浪漫回忆
自行车的浪漫回忆
70年代80年代的城里人，除了司局长以上的大干部，大部分一般人，上下班还是骑自行车。有的地方叫单车，北京叫自行车。还有一部分人，乘坐公共汽车。车上十分拥挤，那个罪就甭提了。乘公共汽车的人，只有四种情况，一，路途太远，二，太穷，买不起自行车，三，太笨，不会骑自行车，四，年纪太老，骑不动了。
不骑自行车的，女性比较多。我不是说女性笨，很多女性会骑车，因为家里穷，就把自行车让给丈夫或者兄弟骑。那么公共汽车站未必在家门口或者单位门口，很多女性还需要走一段路程。在这段路程上，经常有男性出来帮忙，骑车带着她们。结了婚的女人，让谁带都无所谓。那些没有结婚的年轻女性，让谁带着，或者怎么带着，就有讲究了。
首先她们不会让那些讨厌的男人带。如果一个骑车的男人从来没有带过女人，那么肯定这个男人比较招惹女人讨厌。一般来说，那时候单身的帅哥比较辛苦，总有女孩子找茬让他带着。那个时代的帅哥们雷锋也多，辛苦一点也不怕。反过来，漂亮的女人，男人们也喜欢带，可能因为漂亮女人相对比别的女人走路少，所以她们都比较胖。现在的观众说，为什么那时候的电影明星都是张金玲李秀明那样的胖子呀，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代人们觉得，美女不应该太瘦。
如果是不太亲密的男女关系，也就是革命同志关系。男同志带女同志，一般都是让女同志侧面坐在后座，双手老老实实，除非遇到什么紧急情况，才用手抓一下男人的衣服。要是亲密一点呢，就始终抓住男人的上衣腰部那一块。如果有点暧昧关系呢，女同志的手就会整个搂住男人的腰。当然了，还没有结婚，已经有恋爱关系的男女，大部分是这样骑车带人的。
热恋中的男女，还有一种特别的骑车带人方式，那就是女孩子不是坐在后座上，而是屁股坐在车大梁上，缩着身子，双手扶着车把中间，上身被男人双臂拥抱着。车大梁是细细的一根钢管，屁股坐在上面肯定不舒服，但是热恋中的女孩子，那个时候叫做小女同志，却都喜欢这样被男朋友拥抱着骑车带着。
如果男的骑车技术一般，或者女的胆子小，一般都是先让女的在车梁上坐好，男的然后推车滑行一段，蹁腿骑上去。女的胆子大点的，男的骑车技术好的，就喜欢玩潇洒的。那就是男的骑着车，单手扶车把，侧身把车大梁让出来，女孩子扶着车把中间，跟着跑两步，然后一跳，屁股就落在车梁上。这时候男的再双臂合围，把女孩子拥抱起来，向前骑走了。
那个时候也有第三者问题，虽然不像现在这么普遍，但还是有的。一个女工上班从家里出来，一般先是被老公骑车带着到了公共汽车站。等她到了工厂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下车之后还有一段路程。如果这个女工漂亮一点，就有男同志惦记着，等候在车站，然后骑车把她带着到厂里。时间久了，往往就生出感情，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的第三者故事。跟现在有辆骑车，容易搞第三者差不多。那个时代男同志长的帅，有力气骑车，就可以搞第三者了。不像现在，只要有钱，没有力气的男人也可以搞第三者。[2006-2-14][2006-6-29修改]
70年代80年代的城里人，除了司局长以上的大干部，大部分一般人，上下班还是骑自行车。有的地方叫单车，北京叫自行车。还有一部分人，乘坐公共汽车。车上十分拥挤，那个罪就甭提了。乘公共汽车的人，只有四种情况，一，路途太远，二，太穷，买不起自行车，三，太笨，不会骑自行车，四，年纪太老，骑不动了。
不骑自行车的，女性比较多。我不是说女性笨，很多女性会骑车，因为家里穷，就把自行车让给丈夫或者兄弟骑。那么公共汽车站未必在家门口或者单位门口，很多女性还需要走一段路程。在这段路程上，经常有男性出来帮忙，骑车带着她们。结了婚的女人，让谁带都无所谓。那些没有结婚的年轻女性，让谁带着，或者怎么带着，就有讲究了。
首先她们不会让那些讨厌的男人带。如果一个骑车的男人从来没有带过女人，那么肯定这个男人比较招惹女人讨厌。一般来说，那时候单身的帅哥比较辛苦，总有女孩子找茬让他带着。那个时代的帅哥们雷锋也多，辛苦一点也不怕。反过来，漂亮的女人，男人们也喜欢带，可能因为漂亮女人相对比别的女人走路少，所以她们都比较胖。现在的观众说，为什么那时候的电影明星都是张金玲李秀明那样的胖子呀，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代人们觉得，美女不应该太瘦。
如果是不太亲密的男女关系，也就是革命同志关系。男同志带女同志，一般都是让女同志侧面坐在后座，双手老老实实，除非遇到什么紧急情况，才用手抓一下男人的衣服。要是亲密一点呢，就始终抓住男人的上衣腰部那一块。如果有点暧昧关系呢，女同志的手就会整个搂住男人的腰。当然了，还没有结婚，已经有恋爱关系的男女，大部分是这样骑车带人的。
热恋中的男女，还有一种特别的骑车带人方式，那就是女孩子不是坐在后座上，而是屁股坐在车大梁上，缩着身子，双手扶着车把中间，上身被男人双臂拥抱着。车大梁是细细的一根钢管，屁股坐在上面肯定不舒服，但是热恋中的女孩子，那个时候叫做小女同志，却都喜欢这样被男朋友拥抱着骑车带着。
如果男的骑车技术一般，或者女的胆子小，一般都是先让女的在车梁上坐好，男的然后推车滑行一段，蹁腿骑上去。女的胆子大点的，男的骑车技术好的，就喜欢玩潇洒的。那就是男的骑着车，单手扶车把，侧身把车大梁让出来，女孩子扶着车把中间，跟着跑两步，然后一跳，屁股就落在车梁上。这时候男的再双臂合围，把女孩子拥抱起来，向前骑走了。
那个时候也有第三者问题，虽然不像现在这么普遍，但还是有的。一个女工上班从家里出来，一般先是被老公骑车带着到了公共汽车站。等她到了工厂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下车之后还有一段路程。如果这个女工漂亮一点，就有男同志惦记着，等候在车站，然后骑车把她带着到厂里。时间久了，往往就生出感情，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的第三者故事。跟现在有辆骑车，容易搞第三者差不多。那个时代男同志长的帅，有力气骑车，就可以搞第三者了。不像现在，只要有钱，没有力气的男人也可以搞第三者。[2006-2-14][2006-6-29修改]
Saturday, October 15, 2005
名叫清华的还有一个澡堂子
北京的单位名字叫清华的，除了清华大学，还 有一个清华浴池。清华大学在北京的西北郊区，校址位于恭亲王的郊外别墅清华园，这是清华大学名字的由来。清华浴池坐落在珠市口大街，分号在王府井八面槽。 澡堂子在大门上有一个赫然醒目的大匾：清华园。其名字的由来，我还没有查找出来。
在老北京，清华园的修脚师傅，跟清华大学的 教授一样有名，清华园的搓澡小工，跟清华大学的学生一样骄傲。清华园左临前门大街，背后是大栅栏，右面在解放前是旅馆区兼红灯区的八大胡同，对面是珠市口 电影院，解放前这里是中日合资的开明戏院，舞台中西结合，专演文明戏和电影，后来也演出传统戏剧，梅兰劳、杨小楼、余叔岩、孟小冬，白玉霜，都在这里登过 台。
那个时候的清华园浴池是相当的威风，不是一 般穷人能进去的。富豪与名流，权贵与老大，酒足饭饱，看看大戏，吃吃夜宵，然后到清华泡个热水澡，叫个修脚，享受人间繁华。解放前，本人还没有出生，这是 凭借历史资料去想象的。解放后的清华园，依旧经营洗浴业务，我去过清华园洗澡，已经是80年代初期的时候了。进了大门是个小厅，男女在这里交澡票，拿号，排队，叫你的号后，进入一个过道，男女分为两个方向。进了男部，是一个大休息厅，几排对座式的大床，床头是放衣服的柜子。更衣之后，往里面走，就是洗浴厅，有冷水池，热水池，烫脚池，和淋浴喷头。
据说解放前还没有衣服柜子，更衣之后，喊跑 堂的过来。他用一根两米长的杆子，把你衣服高高挂起来。那挑衣杆头有个增光瓦亮的双脚铜钩。如果现在谁还能保存下来一根，也算是文物了。听老人讲，解放前 一次清华园澡堂子里两个客人打起了架，掌柜的连忙过来拉架。能在这个地面上开澡堂子，一般都不是善主，后面都有老大罩着。掌柜的看这俩人儿眼生，也就对他 们不客气，吆喝着，要打你们出去打，别在我这里搅和。其中一个客人一伸胳膊，往高高的衣服架子上一指。掌柜的一看，知道那是国军将校级的军服，立马傻眼， 连忙跟这个军官赔笑脸，然后把另外一个拉出去了。
去年元旦前我回了一趟北京，遇到一个北京老朋友。他已然变成了新加坡人，是一家新加坡投资公司在北京的首代，他请我先吃晚饭，然后去卡拉OK歌 厅，最后的节目是去一家豪华浴池泡澡。沾他的光，享受了一下大款的夜生活。今天的洗浴中心，比清华园豪华多了。有专门的更衣室，还有贵宾更衣室。休息的地 方也不是清华园那种硬板床，而是舒服的沙发床，还有电视。除了修脚搓澡的，还有按摩的，而且还有异性按摩的。这也是澡堂子与时俱进吧。
山西人在北京
老北京有很多山西人。清道光年间，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就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开了分号，后来其他山西票号也来开分号，先后在北京有三十多家。在外国银行和民国政府的银行开设之前，北京的银行业基本上山西人的天下。
老北京无论烧火做饭，还是冬天取暖，过去都是用煤块，或者煤球。那时北京众多的煤厂，大部分也是山西人开的。除了开煤厂的，还有走街串巷摇煤球的。摇煤球的过程，类似摇元宵，先用水把煤末子和［发音：huo, 或］上，摊平，用刀横竖切成方块，然后撒上干煤末子，铲到竹笸箩，来回摇动，干煤末子从竹笸箩的漏缝里漏出去，小方煤块的棱角也被磨园，成为煤球，然后倒在地上晾干。
老北京的厕所过去都在四合院里面，跟现在的有些乡村差不多，茅坑满了，就有掏大粪的，背着木桶，扛着粪勺，来把茅坑掏干净。干这行的大部分也是山西人。解放以后，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接见过掏粪工人石传祥，跟他握过手。老石就是山西人。
老北京的妓女，分南派北派，南派以苏州姑娘为主，北派以山西大同姑娘为主。据说，皇宫里面的下岗的宫女都分配到大同民间，因此带去了美女的基因。据老北京人说，大同府的姑娘，细腰大腚，白白净净。
不光是金融业，商业，服务业有很多山西人。政界也不少。抗战之后到解放这段时间，北京成了山西人傅作义的地盘，他是华北“剿总”司令，在北京统治着华北地区。北京的宪兵，警察，和政府文职官员很多都是老傅带过来的山西人。
解放之后，首任市长叶剑英调到广州之后，山西人彭真从1951年起，连续16年任北京市市长，直到他文革的时候被关进监狱。中国人重视乡情，对家乡来的干部，总是给于更多的关照，因此解放以后，北京政界的山西人也就不少。
最后一个在北京出风头的山西人，就是华国锋主席了，他是山西交城人。他老人家是个厚道人，现在还健在。
不光是政界，文革之前的文艺界，山西人也三分天下，如写小说《小二黑结婚》的赵树理，演电影《白毛女》中黄世仁的陈强［陈佩斯他爸］，唱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的郭兰英都是山西人。[2005春]
北京历史上的北海公园歌潮
现在时髦练歌房，要好的朋友，做生意的客户，大伙一高兴，就去练歌房，扯着笸箩嗓子喊几口，捎带着泡泡MM. 可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哪有练歌房啊。
文革的时候，倒是时兴唱歌，开会前唱《东方红》，开完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工人体育馆，5000人开誓师大会，还是周总理给大拍子，当合唱指挥。文革结束以后，大伙可能觉得毛主席也不在了，再唱他老人家也听不见了。于是就不再唱这些歌了。
这个时候，邓丽君的歌传了进来。开始电视台广播电台不敢放，可是录音机出现了，架不住老百姓听磁带呀。光在家里面听，还不过瘾，年轻人还想聚到一块堆儿听，顺便跳跳舞。可是那个时候，谁家都不宽敞，街上也没有舞厅，卡拉OK，练格房。那么公园就成了大家喜欢去的地方。
如果查询80年 代初期的北京晚报，一定会看到这样的消息，数万市民到北海公园唱歌跳舞，非法聚会。最后动员警力，才制止住恶性发展。因为我这里查询资料不方便，到底多少 人，数字不确切。但是那场面，我是亲身经历了。北海公园里面，凡是有空地的地方，人都挤满了，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大人，老人，小孩子。那些天，人们像过节 一样，兴高采烈，载歌载舞。那个时候，没有人对党不满，根本没有人喊反动口号，只是图个快活。但是上面看了这架势，也怪吓人的，就明令禁止了。
老北京居住分布格局
今天的二环路和前三门大街，是老北京城的城墙的位置。前三门以北，西边是西城区，东边是东城区。前三门以南，西边是宣武区，东边是崇文区。北京的水系是从西北方向往东南流，解放前城里还有明沟明渠，天桥，厂桥，这些地方过去真有桥。
上风上水比较吉利，因此内城西边是北京最好的地方，有中南海皇家花园，和主要的王府，如恭王府等。内城东边是汉族大官僚住的地方，如李鸿章旧居等。后来的东郊民巷使馆区也属于东城区。
外城西边，是小官僚住，文人，大商人，艺术家住的地方，如康有为旧居等。外城东边是下风下水，主要是小职员，小商人，到了龙潭湖北面一带，是北京市内海拔最低的地方，有点雨水就泛滥成灾，也就是老舍剧本《龙须沟》描写的地方，住的都是蹬三轮，摆小摊的穷人。
因此北京的民间谚语就有西贵东福，南贫北溅 的说法。清朝的时候，官僚要比商人有钱，即使商人真有钱，也不敢太嚣张，一般都住在南城宣武区或者崇文区的西区，前门大街到花市一带。所谓北溅，指的是德 胜门外贫民。老舍小说《骆驼祥子》写祥子后来找小福子，听说被他爹给卖到白房子去了，那个白房子就在德胜门外那一带。而所谓的八大胡同，则在前门外大栅栏 西边一带，属于比较高级的娱乐场所。
辛亥革命之后，一直是战乱，北京建设的不多，到了1928年张学良易帜，首都定在了南京，北京更是陷于衰落之中。有钱的人都跑到上海，其中包括小女子张爱玲一家，否则她就是北京女作家了。还有一部分满清遗老遗少，对开公司挣钱不太感兴趣，喜欢聚在天津，溥仪被冯玉项国民军从故宫赶了出来，也搬到天津去住。
大院的孩子与胡同的孩子
解放前夕，北京只有70多万人口，基本都住在城墙里面，城墙里面自然是胡同了，老舍老家在新街口羊尾巴胡同，毛泽东在北京求学的时候，住在老北大沙滩后面的三眼井胡同，蒋介石在北京还有个官邸，在交道口园恩寺胡同。
解放军进城之后，北京变成首都，党政军呼啦 啦一下来来了很多人口，地方不够住，就在城里城外修建了很多部委宿舍大院。大院一般是苏联式新楼，有暖气，有煤气，不像胡同的老四合院生炉子，公共厕所。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同，是大院住的都是党政干部，互相称呼同志，满脑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胡同住的都是社会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全有，互相称呼张先生， 李太太。当然到了文革之后，都改口互相称呼同志了。
大院里的孩子跟胡同里面的孩子也不一样。他 们上学读的是新中国课本，回家看父母的党政文件和参考消息，听大人讲的都是革命的故事，管长辈叫叔叔阿姨。而胡同的孩子，虽然上学跟大家一样，但回家以 后，家里有书的，也是一些三国水浒，中医皇历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听大人讲的大多是京剧故事，管长辈一般称呼大爷大妈，年轻一点按照排行，叫三叔，五婶什么 的。胡同里面的孩子，口音还是正宗的京片子，而大院的孩子，父母都是外地人，五湖四海什么腔调都有，小孩子是跟着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校正自己的发音。大院的 孩子，胡同的孩子，不用介绍，一般只要张口说话听口音，就能区别出来。
大院的孩子，认为自己是新文化的代表，觉得 胡同的孩子土，把胡同的孩子叫做胡同串子。胡同的孩子由于父母都是普通市民，居住条件也没有大院好，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自都低大院一等，也就自认倒霉， 就跟现在的乡下人明知道城里人挤兑自己，也没有什么拿手的词汇回敬城里人一样。文革之前，大院的孩子跟胡同的孩子，连上的学校也不一样。典型的阶级隔离。 文革开始以后，教育革命，废除了特权学校，小孩子一律就近上学，于是大院的孩子跟胡同的孩子，在一个学校读书，但是基本上是大家个玩个的，阵线划分的十分 清楚。
有了阵营，就会有冲突。文革的时候，不时髦 追星，时髦武斗。小孩子们个个也火气冲天。西便门一带有国务院宿舍，市委大楼宿舍，五机部宿舍。忘记是哪个的院子的一帮孩子了，年纪也就在初中一年级左 右，跟上斜街下斜街，老墙根一带的胡同串子火并。双方约好，在大花园决战，也就是现在的宣武公园，哪个时候还是一个自由出入不收门票的树林子。
大院的孩子是机械化部队，一水的自行车，一辆车前后带人可以座3个。10辆自行车就能运送30个人。他们都穿旧军装，带国防绿帽子，这种打扮在今天的偏远山村，还可以看到。领头的穿着将校呢[黄色的呢子军服]， 估计他爹的官衔比较大，其中还有几个家伙带着钢盔，估计也是从家床底下翻出来的。这支部队的轻武器是教练木枪，重武器有地道的军刺。胡同这边的孩子比较 穷，没有自行车，倒是有一辆三轮车，如同坦克一般，他们对地面比较熟悉，来的也早，先把大花园里的长条椅拆了，用那木条子做手中武器
故宫的乌鸦
在网上看了一个厦门朋友的文章，说不久前游览故宫的时候，发现了几只乌鸦，听了乌鸦叫唤让人心烦。这让我想起小的时候，故宫的乌鸦。
六六年文革一开始，故宫就关了门，不对外开 放。那空荡荡的故宫，就成了乌鸦的天地。故宫里面没有吃的，乌鸦们早晨成群结队地从故宫里面起飞，黑压压一片，娃娃地叫着，飞向城外的田野觅食，傍晚又娃 娃地叫着飞回来，降落在紫禁城里。我住在宣武门附近，离故宫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乌鸦之多，从我们家那里，就可以看到天安门方向一片成千上万只乌鸦组成的黑 云。那个时候，北京城里面汽车也少，老百姓家里也没有电视，音响什么的，城市很安静，每天听到的声音，除了电报大楼的钟声，就是那乌鸦的叫声了。这是文革 时期北京一景。
可能是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故宫又重新开放的，估计有人对乌鸦进行了围剿，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成群的乌鸦了。
前不久看到一个贴子，说乌鸦落到中南海里，引用如下：
一次，两名警卫员正打乌鸦，恰巧毛主席散步至此，忽见一只乌鸦扑棱着翅膀掉在脚下。警卫员慌忙跑过来拾起，刚要拎走，却听毛主席突然问道：“这东西能吃吗？”两名战士谁也没敢吱声。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乌鸦在我们民族的习俗里是一种不吉祥的鸟儿，见了它躲还躲不及，谁还吃它。毛主席似乎看出了警卫战士的心思，略一沉吟，便道：“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东西不能吃？那好，我今天倒要尝尝。”说罢，便让卫士将乌鸦给厨师送去。
这下可把毛主席的厨师难住了，只好打电话请人民大会堂总厨师长王锡田 做这只乌鸦。王锡田收下了乌鸦，也不知如何是好，想了一会儿，便像退鸡毛般将乌鸦退毛、开膛、清洗，再按山东烧鸡的做法，烹制出一只油光光、黄灿灿、外香 里嫩的烧乌鸦来，最后他又浇上一层甜面酱，佐以芹菜、芦笋做点缀。
“主席吃得很香，全吃光了，一点儿没剩。”时至今日，王锡田聊起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仍情不自禁地说：“毛主席到底是领袖，多有气魄，那叫敢尝天下先啊！”
[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113/12062802.html]
毛主席是否真的吃乌鸦，我有点怀疑，但是乌鸦降落到故宫旁边的中南海里，我是绝对相信的。[2005春]
北京的轴承飞车帮
文革的时候，人们喜欢到处贴大字报，就像现 在的人们喜欢在网上写贴子一样。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于是人们就把大字报贴在路边的墙上。除了大字报，还有大标语。什么“炮轰刘邓陶”“油炸杨余傅”，有 空的墙面，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最严重的时候，中南海临府右街这边的红墙上，也贴上了大字报。
贴的东西多了，墙面不够用，于是后来的人就把大字报，糊盖在前面别人的大字报上。一层压一层，越贴越厚。太阳一晒，就干燥裂皮，再来贴大字报的人，就撕掉这些裂皮的旧大字报。撕下来的纸片，就被捡破烂的检走了。
那时候捡破烂的，还都是北京本地人。北京有 不少城市贫民。男的上班，女的当家庭妇女，四五个孩子，再加上有个老人什么的，生活还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每个胡同里都有捡破烂的，一点都不稀奇。家里有老 人的，老人出去捡，没有老人的，当家庭妇女的老婆出去捡。那时候垃圾都堆在地面上，一三五炉灰，二四六脏土。所以捡破烂也跟着，一三五捡煤核［发音huer, 胡儿］,二四六捡烂纸和其他破烂。
文革一开始，烂纸就多了起来。这对捡烂纸的 城市贫到不是坏事。但是垃圾堆一般不是贴大字报的地方，因此胡同里捡破烂的老太太，家庭妇女，都到大街上去捡烂纸。后来主要是小孩子捡。文革的初期，６６ 年和６７年，学校都瘫痪了，根本不上课。中学生懂事，自发的组织起来，闹红卫兵。小学生当时还没有红小兵，没有组织，就在家里呆着。困难家庭的小学生，就 跟着老奶奶，或者老妈捡烂纸，帮助家里多挣点收入。
小孩子捡烂纸那两年，不知道是谁发明了一种 轴承车，并且很快风行起来。一块船型的木板，前面尖，下面安装一个轴承，便于转向，后面平的，安装两个轴承。三点立面。木板上放着一个藤条筐。双手扶框， 一脚塌住木板，一脚蹬地，来回交替，推动轴承车飞速前进。也可以双脚塌住木板，任凭轴承车自由滑行。
我们暂且叫他轴承帮吧。一般都是两三个小孩子，哗啦呼拉地在大街上飞奔，飞到贴大字报的地方，捡地上的烂纸，捡完以后，再飞奔到下一个地方。轴承车好玩，捡烂纸的孩子就多了起来。我家不困难，但是我看着好玩，也跟着我的一个捡烂纸的同学，捡过烂纸。
开始这些孩子捡地上撕下来的废大字报。后来 从墙上揭已经破损裂皮的旧大字报。后来索性就揭新大字报。新大字报最好揭，浆糊还没有干，一揭就是整个一张。贴大字报的人离开没有多远，回头再看看，就发 现大字报被轴承帮给撕了。气得那些革命造反派，只骂那些小孩子是反革命。我还看到过，骑自行车的大人追逐轴承帮的场面。小孩子灵活，小车瞪的飞快，很快就 逃走了。
文革中的鸡们
我这里说的鸡，就是家禽的鸡。文革初期，北京城里的大杂院还允许养鸡。每天清晨，我们这些小孩子被阵阵公鸡打鸣的叫声唤醒，开始新的一天生活。
养鸡的人家一般都把鸡窝盖在窗户跟儿底下。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用砖头把鸡窝的门堵严实，以防猫把鸡偷吃了。我小时候总是不明白，看那些猫白天装的一副老实模样，大鸡小鸡也不怕猫，为什么到了晚 上，一个防备不严，猫就把鸡给吃了呢？当大人们说隐藏的阶级敌人的时候，我总是联想到猫的形象。
喂鸡的饲料，冬天就是把白菜帮子剁碎了，掺上一点棒子面，夏天就到胡同里去捡槐树上的吊死鬼，春秋用其他各类烂菜叶等，都是今天我们扔掉的东西。那个时候，一点也不浪费。
被公鸡踩过的母鸡，下出的蛋可以孵出毛茸茸的小鸡来。孵出的小鸡再送给别的人家。看公鸡踩母鸡，是我们小的时候一个乐事。小孩子们在院子里哈哈大笑，大人们忙着吆喝孩子回家，暗示着踩蛋不是什么好事。
文革开始，小学生们都停了课。大人们忙着搞 阶级斗争，小孩子们忙着玩斗鸡。有点像今天体育比赛的淘汰赛。得胜的公鸡，与得胜的公鸡相斗。一层一层往上走。我们这几条胡同最凶的鸡是我们前院西屋白糖 家的大白公鸡。白糖抱着这只鸡四处参加比赛。尽管每次这只鸡被咬的脖子鲜血直流，但是总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白糖他爸，文革开始的时候很积极，不知道为 什么突然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单位的造反派来到白糖家把他爸抓走。白糖她妈挺着大肚子，在汽车后面追赶，还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跟电影里面的场面一 个样。后来白糖他妈又生下一个小弟弟。那只战无不胜的大白公鸡，终于变成白糖他妈的补品。
我养的那只公鸡是花的，样子很好看，但是脾气蔫，胆子小，好像还没有长开，就停止了发育。我妈总是念叨说，这鸡怎么不长个儿？终于有一天，这只蔫鸡也被我妈给炖了，变成了我们哥仨的补品。
68年 我们小学生复课闹革命，没有心思和时间玩鸡了。但是大人们对鸡的热情不减反而增加。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流行打鸡血。就是用针管抽出小公鸡的鲜血，然后注射到 大人的身上，据说可以包治百病。前院南屋的方大爷，是个左边半身不遂。打了几天鸡血，左边还真有点见效，不过是掉了一个个儿，变成了右边半身不遂。没有过 久，就死了。看起来，打鸡血不是个好主意。
方大爷的死，把我们这些小孩子吓坏了好几天。我晚上都睡不好觉。好容易睡着，又梦见方大爷变成白糖家的那只大白公鸡，比屋子还高，就跟现在的美国大片里面的怪物差不多。
69年，中苏关系紧张。为防止苏修空袭，院子里挖了防空洞，鸡窝的砖头也被用上。可能是怕鸡叫暴露目标，从那个时候起，北京禁止了城里养鸡，一直到现在。今天的小孩子，在城里只能看到穿着皇帝新装的冻鸡了，再也没有我们当年大杂院里养鸡的乐趣。
[2005-3-21]
碧绿清香的荷叶
北京的春天，长安街上有一美景。那就是中南海南墙根的玉兰花。每当农历早春二月，玉兰树的干杈子上还没有长叶子，硕大而鲜艳的玉兰花就迫不及待地吐放出来。
玉兰花位于长安街西段。我一直幻想着我住的 长安街东段也有这一美景。今年冬天，我在北京，忍受了几天黄沙蔽日，尘土飞扬的大风天的憋闷，等风平树静之后，上街散步。发现大街路旁的干树杈子上，仿佛 吐放着玉兰花。欣喜之后，揉揉眼睛再仔细一看，方才认清是污浊浊令人作呕的塑料袋子，万分地扫兴。据说前几年塑料袋子还要多，现在已经整治，环境正在得到 改善。
我小的时候，北京没有塑料袋子。
那时候人们上街买菜，自带篮子。这菜篮子现 在已经很少见。当时上街买菜的还有不少老太太是小脚，挎着篮子，扭哒扭哒的样子，回想起来，别有一番风情。文革中期，中国上了石化项目，生产出不少尼龙 丝。一时间，北京家家户户都买尼龙丝，自己动手编织尼龙网兜。网兜体积小，攥把攥把一团，就可以放在衣服兜里，十分方便。开始是上下班的双职工家庭的家长 们下班回家买菜使用。渐渐地，新菜篮子卖不动，退出了日杂商店。等到旧篮子用坏了，老太太们也开始改用尼龙网兜。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塑料袋子又开始进入了 北京人的生活。
小的时候，卖点心也没有塑料袋子。绝大部分点心是散装的，现卖现包。柜台上面铺着包装纸，头顶上是一盘捆包用的纸绳子，一节一节往下蹬[ Den , 四声]。售货员包点心是个绝活儿，又快又好看。没有经过训练，绝对包不出那个样子来。点心包上还压着一张小红纸，上面写着“节约闹革命”，劝你少花钱，或者“党的恩情甜我心”，告诉你没有党的领导，就吃不上点心的深刻道理。
卖肉也不用塑料袋子。那时候每人每月半斤猪肉。我家五口人，就是2斤半，等于25两。我妈计划着家庭经济，三天吃个肉菜，一次用2两，还剩下半斤，加上下个月的半斤，凑个大数，做个红烧肉或者包饺子。我家没有老人，上街买肉的工作安排给我。那时候买什么东西没有不排队的。我排着队，看别人也跟我一样，一次只买2两肉。售货员从案板上的猪肉扇上，薄薄的一刀拉下来，一尺来长，也就二两差不多了。然后放在一张黄油纸上递给你。这种纸非常薄，到家的时候，猪肉上的油，就把纸给渗透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卖肉馅的包装物，竟然是碧绿清香的荷叶。直径约有2尺， 一张压一张地摞在一起，售货员沿着荷叶的圆心，根据肉馅的多少，一片一片地撕下来，托着红白鲜亮的肉馅递给你。一般的情况，买肉馅必是吃饺子，所以每次都 买的多一些。从小缺肉吃的小孩子自然非常的高兴，用手托着荷叶，脚底生烟，一路飞跑回家，与街上挎着篮子，慢腾腾挪步的小脚太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过年逛厂甸
老北京过年的时候有逛厂甸的风俗。初一到十五是逛厂甸的日子。厂甸的中心是现在的琉璃厂中国书店。据说清朝的时候，这里是烧琉璃瓦工人们供奉的火神庙，民国的时候改成了海王邨公园。从这个地方往东走，可以进入大栅栏，往西走，出了草厂胡同，进入宣武门外大街。
这条街在明清时代是北京的主要商业街。那个 时候北京通过外地主要是两条路，一条是经运河到朝阳门的东路。当时给中央提供粮食的码头就在这里，现在朝阳门一带的禄米仓，海运仓胡同的名字，还留下当年 这个物流中心的历史痕迹。另外一条路，是从南方走旱路，经过卢沟桥，进入外城广安门，然后斜插着，经过厂甸，大栅栏，然后到前门进入内城。永定门虽然是北 京外城的正南门，但是出了永定门往南，是永定河泛滥的沼泽地，连庄稼都不好种，皇上懒得去承德避暑山庄的时候，想过打猎的隐，就到这里来，留下今天南苑， 鹿圈等地名。但是外地人来北京，或者北京人去外地，都不走永定门。
朝阳门内属于内城，皇上比较讨厌做生意的资产阶级，对开街头铺面管理得很严。但是朝阳门外没有外城，遇到强盗土匪没处躲藏，资产阶级也不敢在城外开铺子。于是商业主要集中在从前门到广安门这一线。厂甸就在这条交通线上。
老百姓过年喜欢拜个神，求神保佑来年的好运 气，顺便逛逛大街，当爹妈的领着孩子，给小孩子买个玩意儿，心衣裳吾的。大栅栏虽然是京城第一商业大街，但是街上没有庙。往西边走一段，琉璃厂这条街上倒 是有个火神庙。老百姓也顾不得火神到底是干什么的，反正不是凡人，拜拜也没有坏处。于是这条街上成了京城新年期间最热闹的地方。
这条街很窄，压根儿就不能通汽车，是天然的步行街。商店，小滩一家挨着一家，人挤着人，脚踢着脚，大孩子们在人腿中钻来钻去，小孩子骑在当爹的脖子上，北京人管这叫做黑儿着。那时候儿童的玩具不多，主要是小小刀枪棍棒，和孙悟空，猪八戒花脸儿面具，还有空竹，推圈，旮根儿[学名叫作陀螺]。吃的最流行的是糖葫芦，最长的葫芦有一米多长。逛厂甸，是北京的孩子们新年最喜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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