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叫清华的还有一个澡堂子

北京的单位名字叫清华的，除了清华大学，还 有一个清华浴池。清华大学在北京的西北郊区，校址位于恭亲王的郊外别墅清华园，这是清华大学名字的由来。清华浴池坐落在珠市口大街，分号在王府井八面槽。 澡堂子在大门上有一个赫然醒目的大匾：清华园。其名字的由来，我还没有查找出来。

在老北京，清华园的修脚师傅，跟清华大学的 教授一样有名，清华园的搓澡小工，跟清华大学的学生一样骄傲。清华园左临前门大街，背后是大栅栏，右面在解放前是旅馆区兼红灯区的八大胡同，对面是珠市口 电影院，解放前这里是中日合资的开明戏院，舞台中西结合，专演文明戏和电影，后来也演出传统戏剧，梅兰劳、杨小楼、余叔岩、孟小冬，白玉霜，都在这里登过 台。

那个时候的清华园浴池是相当的威风，不是一 般穷人能进去的。富豪与名流，权贵与老大，酒足饭饱，看看大戏，吃吃夜宵，然后到清华泡个热水澡，叫个修脚，享受人间繁华。解放前，本人还没有出生，这是 凭借历史资料去想象的。解放后的清华园，依旧经营洗浴业务，我去过清华园洗澡，已经是80年代初期的时候了。进了大门是个小厅，男女在这里交澡票，拿号，排队，叫你的号后，进入一个过道，男女分为两个方向。进了男部，是一个大休息厅，几排对座式的大床，床头是放衣服的柜子。更衣之后，往里面走，就是洗浴厅，有冷水池，热水池，烫脚池，和淋浴喷头。

据说解放前还没有衣服柜子，更衣之后，喊跑 堂的过来。他用一根两米长的杆子，把你衣服高高挂起来。那挑衣杆头有个增光瓦亮的双脚铜钩。如果现在谁还能保存下来一根，也算是文物了。听老人讲，解放前 一次清华园澡堂子里两个客人打起了架，掌柜的连忙过来拉架。能在这个地面上开澡堂子，一般都不是善主，后面都有老大罩着。掌柜的看这俩人儿眼生，也就对他 们不客气，吆喝着，要打你们出去打，别在我这里搅和。其中一个客人一伸胳膊，往高高的衣服架子上一指。掌柜的一看，知道那是国军将校级的军服，立马傻眼， 连忙跟这个军官赔笑脸，然后把另外一个拉出去了。

去年元旦前我回了一趟北京，遇到一个北京老朋友。他已然变成了新加坡人，是一家新加坡投资公司在北京的首代，他请我先吃晚饭，然后去卡拉OK歌 厅，最后的节目是去一家豪华浴池泡澡。沾他的光，享受了一下大款的夜生活。今天的洗浴中心，比清华园豪华多了。有专门的更衣室，还有贵宾更衣室。休息的地 方也不是清华园那种硬板床，而是舒服的沙发床，还有电视。除了修脚搓澡的，还有按摩的，而且还有异性按摩的。这也是澡堂子与时俱进吧。

写这个贴子的时候，跟朋友网上聊天，说北京大年 三十的澡堂子人满为患，可是发了一笔横财。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今年时兴要在大年三十之前把去年身上的泥，洗干净喽。我问他清华澡堂子是否还存在，他说不 知道，珠市口一带不好停车，大家都不愿意往那里去，那一带已经成为京城的贫困地区。真是时过境迁，风水轮流转呐。[2005春]

山西人在北京

老北京有很多山西人。清道光年间，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就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开了分号，后来其他山西票号也来开分号，先后在北京有三十多家。在外国银行和民国政府的银行开设之前，北京的银行业基本上山西人的天下。

老北京无论烧火做饭，还是冬天取暖，过去都是用煤块，或者煤球。那时北京众多的煤厂，大部分也是山西人开的。除了开煤厂的，还有走街串巷摇煤球的。摇煤球的过程，类似摇元宵，先用水把煤末子和［发音：huo, 或］上，摊平，用刀横竖切成方块，然后撒上干煤末子，铲到竹笸箩，来回摇动，干煤末子从竹笸箩的漏缝里漏出去，小方煤块的棱角也被磨园，成为煤球，然后倒在地上晾干。

老北京的厕所过去都在四合院里面，跟现在的有些乡村差不多，茅坑满了，就有掏大粪的，背着木桶，扛着粪勺，来把茅坑掏干净。干这行的大部分也是山西人。解放以后，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接见过掏粪工人石传祥，跟他握过手。老石就是山西人。

老北京的妓女，分南派北派，南派以苏州姑娘为主，北派以山西大同姑娘为主。据说，皇宫里面的下岗的宫女都分配到大同民间，因此带去了美女的基因。据老北京人说，大同府的姑娘，细腰大腚，白白净净。

不光是金融业，商业，服务业有很多山西人。政界也不少。抗战之后到解放这段时间，北京成了山西人傅作义的地盘，他是华北“剿总”司令，在北京统治着华北地区。北京的宪兵，警察，和政府文职官员很多都是老傅带过来的山西人。

解放之后，首任市长叶剑英调到广州之后，山西人彭真从1951年起，连续16年任北京市市长，直到他文革的时候被关进监狱。中国人重视乡情，对家乡来的干部，总是给于更多的关照，因此解放以后，北京政界的山西人也就不少。

最后一个在北京出风头的山西人，就是华国锋主席了，他是山西交城人。他老人家是个厚道人，现在还健在。

不光是政界，文革之前的文艺界，山西人也三分天下，如写小说《小二黑结婚》的赵树理，演电影《白毛女》中黄世仁的陈强［陈佩斯他爸］，唱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的郭兰英都是山西人。[2005春]

北京历史上的北海公园歌潮

现在时髦练歌房，要好的朋友，做生意的客户，大伙一高兴，就去练歌房，扯着笸箩嗓子喊几口，捎带着泡泡MM. 可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哪有练歌房啊。

文革的时候，倒是时兴唱歌，开会前唱《东方红》，开完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工人体育馆，5000人开誓师大会，还是周总理给大拍子，当合唱指挥。文革结束以后，大伙可能觉得毛主席也不在了，再唱他老人家也听不见了。于是就不再唱这些歌了。

这个时候，邓丽君的歌传了进来。开始电视台广播电台不敢放，可是录音机出现了，架不住老百姓听磁带呀。光在家里面听，还不过瘾，年轻人还想聚到一块堆儿听，顺便跳跳舞。可是那个时候，谁家都不宽敞，街上也没有舞厅，卡拉OK，练格房。那么公园就成了大家喜欢去的地方。

如果查询80年 代初期的北京晚报，一定会看到这样的消息，数万市民到北海公园唱歌跳舞，非法聚会。最后动员警力，才制止住恶性发展。因为我这里查询资料不方便，到底多少 人，数字不确切。但是那场面，我是亲身经历了。北海公园里面，凡是有空地的地方，人都挤满了，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大人，老人，小孩子。那些天，人们像过节 一样，兴高采烈，载歌载舞。那个时候，没有人对党不满，根本没有人喊反动口号，只是图个快活。但是上面看了这架势，也怪吓人的，就明令禁止了。

据说最早去北海公园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帮学生。中戏的学生别的本事不大，唱歌跳舞方面，倒是风气领先。78年的时候，学校里面就办舞会。到了79年，80年，学生觉得小礼堂太小，不如公园宽敞。就提着录音机，从棉花胡同，南下锣鼓巷，往西过地安门，进了北海公园后门，到湖北岸的五龙亭，男男女女，搂搂抱抱，鬼哭狼嚎。这帮家伙开了这么一个头，别的年轻人也很羡慕，于是你叫我，我叫你，终于酿成了北海公园唱歌跳舞的风潮。[2005春]

老北京居住分布格局

今天的二环路和前三门大街，是老北京城的城墙的位置。前三门以北，西边是西城区，东边是东城区。前三门以南，西边是宣武区，东边是崇文区。北京的水系是从西北方向往东南流，解放前城里还有明沟明渠，天桥，厂桥，这些地方过去真有桥。

上风上水比较吉利，因此内城西边是北京最好的地方，有中南海皇家花园，和主要的王府，如恭王府等。内城东边是汉族大官僚住的地方，如李鸿章旧居等。后来的东郊民巷使馆区也属于东城区。

外城西边，是小官僚住，文人，大商人，艺术家住的地方，如康有为旧居等。外城东边是下风下水，主要是小职员，小商人，到了龙潭湖北面一带，是北京市内海拔最低的地方，有点雨水就泛滥成灾，也就是老舍剧本《龙须沟》描写的地方，住的都是蹬三轮，摆小摊的穷人。

因此北京的民间谚语就有西贵东福，南贫北溅 的说法。清朝的时候，官僚要比商人有钱，即使商人真有钱，也不敢太嚣张，一般都住在南城宣武区或者崇文区的西区，前门大街到花市一带。所谓北溅，指的是德 胜门外贫民。老舍小说《骆驼祥子》写祥子后来找小福子，听说被他爹给卖到白房子去了，那个白房子就在德胜门外那一带。而所谓的八大胡同，则在前门外大栅栏 西边一带，属于比较高级的娱乐场所。

辛亥革命之后，一直是战乱，北京建设的不多，到了1928年张学良易帜，首都定在了南京，北京更是陷于衰落之中。有钱的人都跑到上海，其中包括小女子张爱玲一家，否则她就是北京女作家了。还有一部分满清遗老遗少，对开公司挣钱不太感兴趣，喜欢聚在天津，溥仪被冯玉项国民军从故宫赶了出来，也搬到天津去住。

1937年日本鬼子占领了北京，以为可以长治久安了，还给北京还做了一个规划，在北京复兴门外到八宝山之间，规划了一个新北京，街道倒也横平竖直的，45年鬼子投降，国民政府接管，新北京一带的新建筑成为国民政府的财产，4年以后，解放军解放北京，没收了国民党政府的财产，驻扎上解放军部队。这就是为什么部队大院都在复兴门以西这一带。[2005春]

大院的孩子与胡同的孩子

解放前夕，北京只有70多万人口，基本都住在城墙里面，城墙里面自然是胡同了，老舍老家在新街口羊尾巴胡同，毛泽东在北京求学的时候，住在老北大沙滩后面的三眼井胡同，蒋介石在北京还有个官邸，在交道口园恩寺胡同。

解放军进城之后，北京变成首都，党政军呼啦 啦一下来来了很多人口，地方不够住，就在城里城外修建了很多部委宿舍大院。大院一般是苏联式新楼，有暖气，有煤气，不像胡同的老四合院生炉子，公共厕所。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同，是大院住的都是党政干部，互相称呼同志，满脑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胡同住的都是社会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全有，互相称呼张先生， 李太太。当然到了文革之后，都改口互相称呼同志了。

大院里的孩子跟胡同里面的孩子也不一样。他 们上学读的是新中国课本，回家看父母的党政文件和参考消息，听大人讲的都是革命的故事，管长辈叫叔叔阿姨。而胡同的孩子，虽然上学跟大家一样，但回家以 后，家里有书的，也是一些三国水浒，中医皇历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听大人讲的大多是京剧故事，管长辈一般称呼大爷大妈，年轻一点按照排行，叫三叔，五婶什么 的。胡同里面的孩子，口音还是正宗的京片子，而大院的孩子，父母都是外地人，五湖四海什么腔调都有，小孩子是跟着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校正自己的发音。大院的 孩子，胡同的孩子，不用介绍，一般只要张口说话听口音，就能区别出来。

大院的孩子，认为自己是新文化的代表，觉得 胡同的孩子土，把胡同的孩子叫做胡同串子。胡同的孩子由于父母都是普通市民，居住条件也没有大院好，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自都低大院一等，也就自认倒霉， 就跟现在的乡下人明知道城里人挤兑自己，也没有什么拿手的词汇回敬城里人一样。文革之前，大院的孩子跟胡同的孩子，连上的学校也不一样。典型的阶级隔离。 文革开始以后，教育革命，废除了特权学校，小孩子一律就近上学，于是大院的孩子跟胡同的孩子，在一个学校读书，但是基本上是大家个玩个的，阵线划分的十分 清楚。

有了阵营，就会有冲突。文革的时候，不时髦 追星，时髦武斗。小孩子们个个也火气冲天。西便门一带有国务院宿舍，市委大楼宿舍，五机部宿舍。忘记是哪个的院子的一帮孩子了，年纪也就在初中一年级左 右，跟上斜街下斜街，老墙根一带的胡同串子火并。双方约好，在大花园决战，也就是现在的宣武公园，哪个时候还是一个自由出入不收门票的树林子。

大院的孩子是机械化部队，一水的自行车，一辆车前后带人可以座3个。10辆自行车就能运送30个人。他们都穿旧军装，带国防绿帽子，这种打扮在今天的偏远山村，还可以看到。领头的穿着将校呢[黄色的呢子军服]， 估计他爹的官衔比较大，其中还有几个家伙带着钢盔，估计也是从家床底下翻出来的。这支部队的轻武器是教练木枪，重武器有地道的军刺。胡同这边的孩子比较 穷，没有自行车，倒是有一辆三轮车，如同坦克一般，他们对地面比较熟悉，来的也早，先把大花园里的长条椅拆了，用那木条子做手中武器

大花园在胡同孩子的地盘上，大院的孩子来到这里 叫叉本儿，算是外来者入侵。按照毛主席的话来说，胡同的孩子打的是一场正义的人民战争。等大院部队从大花园北面路口出现，胡同的坦克车一马当先，冲在前 面，步兵跟随其后，冲杀过去。大院的孩子的自行车部队经不住坦克的冲撞，首先乱了队形，另外他们的手中的木枪刺刀比较短，没有公园椅子条那么长，只有挨打 的份，没有还击的能力，三五下，就被打的狼狈逃窜，胡同串子在这场战斗中赢得了胜利。[2005春]

故宫的乌鸦

在网上看了一个厦门朋友的文章，说不久前游览故宫的时候，发现了几只乌鸦，听了乌鸦叫唤让人心烦。这让我想起小的时候，故宫的乌鸦。

六六年文革一开始，故宫就关了门，不对外开 放。那空荡荡的故宫，就成了乌鸦的天地。故宫里面没有吃的，乌鸦们早晨成群结队地从故宫里面起飞，黑压压一片，娃娃地叫着，飞向城外的田野觅食，傍晚又娃 娃地叫着飞回来，降落在紫禁城里。我住在宣武门附近，离故宫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乌鸦之多，从我们家那里，就可以看到天安门方向一片成千上万只乌鸦组成的黑 云。那个时候，北京城里面汽车也少，老百姓家里也没有电视，音响什么的，城市很安静，每天听到的声音，除了电报大楼的钟声，就是那乌鸦的叫声了。这是文革 时期北京一景。

可能是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故宫又重新开放的，估计有人对乌鸦进行了围剿，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成群的乌鸦了。

前不久看到一个贴子，说乌鸦落到中南海里，引用如下：

　　一次，两名警卫员正打乌鸦，恰巧毛主席散步至此，忽见一只乌鸦扑棱着翅膀掉在脚下。警卫员慌忙跑过来拾起，刚要拎走，却听毛主席突然问道：“这东西能吃吗？”两名战士谁也没敢吱声。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乌鸦在我们民族的习俗里是一种不吉祥的鸟儿，见了它躲还躲不及，谁还吃它。毛主席似乎看出了警卫战士的心思，略一沉吟，便道：“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东西不能吃？那好，我今天倒要尝尝。”说罢，便让卫士将乌鸦给厨师送去。
　　
　　这下可把毛主席的厨师难住了，只好打电话请人民大会堂总厨师长王锡田 做这只乌鸦。王锡田收下了乌鸦，也不知如何是好，想了一会儿，便像退鸡毛般将乌鸦退毛、开膛、清洗，再按山东烧鸡的做法，烹制出一只油光光、黄灿灿、外香 里嫩的烧乌鸦来，最后他又浇上一层甜面酱，佐以芹菜、芦笋做点缀。
　　
　　“主席吃得很香，全吃光了，一点儿没剩。”时至今日，王锡田聊起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仍情不自禁地说：“毛主席到底是领袖，多有气魄，那叫敢尝天下先啊！”
　　

[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113/12062802.html]

毛主席是否真的吃乌鸦，我有点怀疑，但是乌鸦降落到故宫旁边的中南海里，我是绝对相信的。[2005春]

北京的轴承飞车帮

文革的时候，人们喜欢到处贴大字报，就像现 在的人们喜欢在网上写贴子一样。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于是人们就把大字报贴在路边的墙上。除了大字报，还有大标语。什么“炮轰刘邓陶”“油炸杨余傅”，有 空的墙面，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最严重的时候，中南海临府右街这边的红墙上，也贴上了大字报。

贴的东西多了，墙面不够用，于是后来的人就把大字报，糊盖在前面别人的大字报上。一层压一层，越贴越厚。太阳一晒，就干燥裂皮，再来贴大字报的人，就撕掉这些裂皮的旧大字报。撕下来的纸片，就被捡破烂的检走了。

那时候捡破烂的，还都是北京本地人。北京有 不少城市贫民。男的上班，女的当家庭妇女，四五个孩子，再加上有个老人什么的，生活还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每个胡同里都有捡破烂的，一点都不稀奇。家里有老 人的，老人出去捡，没有老人的，当家庭妇女的老婆出去捡。那时候垃圾都堆在地面上，一三五炉灰，二四六脏土。所以捡破烂也跟着，一三五捡煤核［发音huer, 胡儿］,二四六捡烂纸和其他破烂。

文革一开始，烂纸就多了起来。这对捡烂纸的 城市贫到不是坏事。但是垃圾堆一般不是贴大字报的地方，因此胡同里捡破烂的老太太，家庭妇女，都到大街上去捡烂纸。后来主要是小孩子捡。文革的初期，６６ 年和６７年，学校都瘫痪了，根本不上课。中学生懂事，自发的组织起来，闹红卫兵。小学生当时还没有红小兵，没有组织，就在家里呆着。困难家庭的小学生，就 跟着老奶奶，或者老妈捡烂纸，帮助家里多挣点收入。

小孩子捡烂纸那两年，不知道是谁发明了一种 轴承车，并且很快风行起来。一块船型的木板，前面尖，下面安装一个轴承，便于转向，后面平的，安装两个轴承。三点立面。木板上放着一个藤条筐。双手扶框， 一脚塌住木板，一脚蹬地，来回交替，推动轴承车飞速前进。也可以双脚塌住木板，任凭轴承车自由滑行。

我们暂且叫他轴承帮吧。一般都是两三个小孩子，哗啦呼拉地在大街上飞奔，飞到贴大字报的地方，捡地上的烂纸，捡完以后，再飞奔到下一个地方。轴承车好玩，捡烂纸的孩子就多了起来。我家不困难，但是我看着好玩，也跟着我的一个捡烂纸的同学，捡过烂纸。

开始这些孩子捡地上撕下来的废大字报。后来 从墙上揭已经破损裂皮的旧大字报。后来索性就揭新大字报。新大字报最好揭，浆糊还没有干，一揭就是整个一张。贴大字报的人离开没有多远，回头再看看，就发 现大字报被轴承帮给撕了。气得那些革命造反派，只骂那些小孩子是反革命。我还看到过，骑自行车的大人追逐轴承帮的场面。小孩子灵活，小车瞪的飞快，很快就 逃走了。

６８年复课闹革命，学生们都上了学，从此小孩子退出了捡烂纸的历史舞台。[2005春]

文革中的鸡们

我这里说的鸡，就是家禽的鸡。文革初期，北京城里的大杂院还允许养鸡。每天清晨，我们这些小孩子被阵阵公鸡打鸣的叫声唤醒，开始新的一天生活。

养鸡的人家一般都把鸡窝盖在窗户跟儿底下。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用砖头把鸡窝的门堵严实，以防猫把鸡偷吃了。我小时候总是不明白，看那些猫白天装的一副老实模样，大鸡小鸡也不怕猫，为什么到了晚 上，一个防备不严，猫就把鸡给吃了呢？当大人们说隐藏的阶级敌人的时候，我总是联想到猫的形象。

喂鸡的饲料，冬天就是把白菜帮子剁碎了，掺上一点棒子面，夏天就到胡同里去捡槐树上的吊死鬼，春秋用其他各类烂菜叶等，都是今天我们扔掉的东西。那个时候，一点也不浪费。

被公鸡踩过的母鸡，下出的蛋可以孵出毛茸茸的小鸡来。孵出的小鸡再送给别的人家。看公鸡踩母鸡，是我们小的时候一个乐事。小孩子们在院子里哈哈大笑，大人们忙着吆喝孩子回家，暗示着踩蛋不是什么好事。

文革开始，小学生们都停了课。大人们忙着搞 阶级斗争，小孩子们忙着玩斗鸡。有点像今天体育比赛的淘汰赛。得胜的公鸡，与得胜的公鸡相斗。一层一层往上走。我们这几条胡同最凶的鸡是我们前院西屋白糖 家的大白公鸡。白糖抱着这只鸡四处参加比赛。尽管每次这只鸡被咬的脖子鲜血直流，但是总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白糖他爸，文革开始的时候很积极，不知道为 什么突然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单位的造反派来到白糖家把他爸抓走。白糖她妈挺着大肚子，在汽车后面追赶，还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跟电影里面的场面一 个样。后来白糖他妈又生下一个小弟弟。那只战无不胜的大白公鸡，终于变成白糖他妈的补品。

我养的那只公鸡是花的，样子很好看，但是脾气蔫，胆子小，好像还没有长开，就停止了发育。我妈总是念叨说，这鸡怎么不长个儿？终于有一天，这只蔫鸡也被我妈给炖了，变成了我们哥仨的补品。

68年 我们小学生复课闹革命，没有心思和时间玩鸡了。但是大人们对鸡的热情不减反而增加。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流行打鸡血。就是用针管抽出小公鸡的鲜血，然后注射到 大人的身上，据说可以包治百病。前院南屋的方大爷，是个左边半身不遂。打了几天鸡血，左边还真有点见效，不过是掉了一个个儿，变成了右边半身不遂。没有过 久，就死了。看起来，打鸡血不是个好主意。

方大爷的死，把我们这些小孩子吓坏了好几天。我晚上都睡不好觉。好容易睡着，又梦见方大爷变成白糖家的那只大白公鸡，比屋子还高，就跟现在的美国大片里面的怪物差不多。

69年，中苏关系紧张。为防止苏修空袭，院子里挖了防空洞，鸡窝的砖头也被用上。可能是怕鸡叫暴露目标，从那个时候起，北京禁止了城里养鸡，一直到现在。今天的小孩子，在城里只能看到穿着皇帝新装的冻鸡了，再也没有我们当年大杂院里养鸡的乐趣。

[2005-3-21]

碧绿清香的荷叶

北京的春天，长安街上有一美景。那就是中南海南墙根的玉兰花。每当农历早春二月，玉兰树的干杈子上还没有长叶子，硕大而鲜艳的玉兰花就迫不及待地吐放出来。

玉兰花位于长安街西段。我一直幻想着我住的 长安街东段也有这一美景。今年冬天，我在北京，忍受了几天黄沙蔽日，尘土飞扬的大风天的憋闷，等风平树静之后，上街散步。发现大街路旁的干树杈子上，仿佛 吐放着玉兰花。欣喜之后，揉揉眼睛再仔细一看，方才认清是污浊浊令人作呕的塑料袋子，万分地扫兴。据说前几年塑料袋子还要多，现在已经整治，环境正在得到 改善。

我小的时候，北京没有塑料袋子。

那时候人们上街买菜，自带篮子。这菜篮子现 在已经很少见。当时上街买菜的还有不少老太太是小脚，挎着篮子，扭哒扭哒的样子，回想起来，别有一番风情。文革中期，中国上了石化项目，生产出不少尼龙 丝。一时间，北京家家户户都买尼龙丝，自己动手编织尼龙网兜。网兜体积小，攥把攥把一团，就可以放在衣服兜里，十分方便。开始是上下班的双职工家庭的家长 们下班回家买菜使用。渐渐地，新菜篮子卖不动，退出了日杂商店。等到旧篮子用坏了，老太太们也开始改用尼龙网兜。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塑料袋子又开始进入了 北京人的生活。

小的时候，卖点心也没有塑料袋子。绝大部分点心是散装的，现卖现包。柜台上面铺着包装纸，头顶上是一盘捆包用的纸绳子，一节一节往下蹬[ Den , 四声]。售货员包点心是个绝活儿，又快又好看。没有经过训练，绝对包不出那个样子来。点心包上还压着一张小红纸，上面写着“节约闹革命”，劝你少花钱，或者“党的恩情甜我心”，告诉你没有党的领导，就吃不上点心的深刻道理。

卖肉也不用塑料袋子。那时候每人每月半斤猪肉。我家五口人，就是2斤半，等于25两。我妈计划着家庭经济，三天吃个肉菜，一次用2两，还剩下半斤，加上下个月的半斤，凑个大数，做个红烧肉或者包饺子。我家没有老人，上街买肉的工作安排给我。那时候买什么东西没有不排队的。我排着队，看别人也跟我一样，一次只买2两肉。售货员从案板上的猪肉扇上，薄薄的一刀拉下来，一尺来长，也就二两差不多了。然后放在一张黄油纸上递给你。这种纸非常薄，到家的时候，猪肉上的油，就把纸给渗透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卖肉馅的包装物，竟然是碧绿清香的荷叶。直径约有2尺， 一张压一张地摞在一起，售货员沿着荷叶的圆心，根据肉馅的多少，一片一片地撕下来，托着红白鲜亮的肉馅递给你。一般的情况，买肉馅必是吃饺子，所以每次都 买的多一些。从小缺肉吃的小孩子自然非常的高兴，用手托着荷叶，脚底生烟，一路飞跑回家，与街上挎着篮子，慢腾腾挪步的小脚太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今，很难见到碧绿清香的荷叶了。[2005春节]

过年逛厂甸

老北京过年的时候有逛厂甸的风俗。初一到十五是逛厂甸的日子。厂甸的中心是现在的琉璃厂中国书店。据说清朝的时候，这里是烧琉璃瓦工人们供奉的火神庙，民国的时候改成了海王邨公园。从这个地方往东走，可以进入大栅栏，往西走，出了草厂胡同，进入宣武门外大街。

这条街在明清时代是北京的主要商业街。那个 时候北京通过外地主要是两条路，一条是经运河到朝阳门的东路。当时给中央提供粮食的码头就在这里，现在朝阳门一带的禄米仓，海运仓胡同的名字，还留下当年 这个物流中心的历史痕迹。另外一条路，是从南方走旱路，经过卢沟桥，进入外城广安门，然后斜插着，经过厂甸，大栅栏，然后到前门进入内城。永定门虽然是北 京外城的正南门，但是出了永定门往南，是永定河泛滥的沼泽地，连庄稼都不好种，皇上懒得去承德避暑山庄的时候，想过打猎的隐，就到这里来，留下今天南苑， 鹿圈等地名。但是外地人来北京，或者北京人去外地，都不走永定门。

朝阳门内属于内城，皇上比较讨厌做生意的资产阶级，对开街头铺面管理得很严。但是朝阳门外没有外城，遇到强盗土匪没处躲藏，资产阶级也不敢在城外开铺子。于是商业主要集中在从前门到广安门这一线。厂甸就在这条交通线上。

老百姓过年喜欢拜个神，求神保佑来年的好运 气，顺便逛逛大街，当爹妈的领着孩子，给小孩子买个玩意儿，心衣裳吾的。大栅栏虽然是京城第一商业大街，但是街上没有庙。往西边走一段，琉璃厂这条街上倒 是有个火神庙。老百姓也顾不得火神到底是干什么的，反正不是凡人，拜拜也没有坏处。于是这条街上成了京城新年期间最热闹的地方。

这条街很窄，压根儿就不能通汽车，是天然的步行街。商店，小滩一家挨着一家，人挤着人，脚踢着脚，大孩子们在人腿中钻来钻去，小孩子骑在当爹的脖子上，北京人管这叫做黑儿着。那时候儿童的玩具不多，主要是小小刀枪棍棒，和孙悟空，猪八戒花脸儿面具，还有空竹，推圈，旮根儿[学名叫作陀螺]。吃的最流行的是糖葫芦，最长的葫芦有一米多长。逛厂甸，是北京的孩子们新年最喜欢的地方。

北京人最后一次逛厂甸是1966年的春节，进入夏天，就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号称移风易俗，扫荡一切污泥浊水，逛厂甸的风俗就这么咔嚓一下，被切断了。文革之后，虽然在地坛，白云观等地开办春节庙会，但是再也没有当年逛厂甸的那种味道了。[2005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