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文革时期的“传帮带”

忆文革时期的“传帮带”

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都是在文革十年中度过的。在小学当过红小兵。上中学时，已经取消了红卫兵，恢复了共青团，我只好加入共青团。那时候共青团员除了严格要求自己当个三好学生之外，还要责任帮助落后同学。什么是落后同学呢？上课时睡觉的，玩小玩艺儿的，集体劳动时缺席的，偷懒的，喜欢说人坏话，吵架，打架的，等等。我们班团支部经常开会，讨论如何帮助这些落后分子，然后进行分工，分别行动。当时我们管这个行动叫做“传帮带”，就是传播，帮助，带动的意思。这个词，在文革的时候很流行。

我们班上最顽固的落后分子姓那，外号老那，是个独生子，满族人。帮助他的是一个姓李的女支部委员。后来老那思想居然转变了，变成了一个好学生。中学毕业之后，老那还悄悄跟小李谈了几年恋爱。后来因为小李家里反对，这段情缘才没有发展下去。老那从落后转变为先进，当时还以为毛泽东思想发挥了作用。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明白，大概是小李用爱感动了老那吧。

可惜我们班落后分子都是男生，没有落后女生分配给我。分配给我的是一个姓晏的学习成绩不好的男生，为了帮助他，我每天早起床一个小时，先到他家，趁他早晨头脑清醒的时候，帮他复习昨天的功课，以免他听不懂今天白天老师讲的新课。可惜我的帮助行动效果不怎么明显。老晏进步不大，但是为了他的一点点微小进步，我也十分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助人为乐的好事情。

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学校里面是不是还有这样神圣的“传帮带”活动。反正在上班的公司里面，没有这样的活动了。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活动来，那就是传播黄色新闻，帮助你欺骗老婆，带你去洗澡按摩。说中国道德状况严重堕落，真是一点不假。

从中国回来的德国朋友说中国人太自由了。看他的口气，似乎都有点羡慕。我很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德国，虽然公司里面没有党团组织，政府也从来不搞什么思想教育运动。但是德国有一个民间基督教教会。这个教会不属于政府，但是又有高度的组织性。教会所从事的，居然就是我小时候所熟悉的“传帮带”活动。传播上帝的福音，帮助你克服困难，带动你过上远离罪恶的生活。当然，教会并不强制你，而是通过教徒们，从他们的家庭，朋友，一圈一圈，耐心地顽强地对“迷途的羔羊”进行着传帮带活动。来过德国的中国人，都会对德国人良好的公共意识有深刻的印象。这良好的素质跟不是政府教育出来的，政府从来不搞思想教育运动，而是基督教传帮带教育的结果。

我觉得，现在中国各级党团领导人都在带头致富，让他们来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是没有权威的。这时候我觉得基督教真的很不错。但是又有点不甘心。难道中国自己的儒教不行吗？但是拿儒教跟基督教比较，就发现儒教的使命感跟基督教的使命感不同。儒教的使命感是治国平天下，眼睛看着上面，心里喜欢做官。而基督教的使命感是拯救每一个灵魂。所以你看到历史上，基督徒不辞辛苦，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到世界各地的穷乡僻壤去传教。而儒教徒呢，个个心系京城，考个状元，光宗耀祖，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那中国的穷乡僻壤，平民百姓民间呢？没有人管，于是就自发地，自由地，产生了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游民文化。有人总是说中国人变坏是受了西方腐败资本主义影响。这不对。看看中国历史，比西方更腐败。这是中国自身内部的腐败思想在发挥影响。

当然儒家要是丢了，中国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因为中国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毕竟也是德国的嘛。所以儒家是不能丢的。但是老儒家，也不能全盘接受。儒家要改造，要脱胎换骨。就像儒家当年吸收佛家的思想一样，儒家应该从基督教那里借鉴好的东西。例如面向平民的传帮带行动。[2005-9-11][2006-7-4修改]

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爱情小史

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爱情小史

知识分子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总是讲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好像他老人家自己不是知识分子似的。毛主席认为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大概是因为他是党的领导，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认为自己是当权派，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也写过书，按理来说也应该是知识分子了，但是他似乎也不是知识分子，他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反过来说明，那些有点知识但没有什么权力的一小群人，才可以被称作知识分子，例如老师，科研人员，编辑记者等等。这帮人有点文化，但是没有权力。所以被成为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爱情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我抛一块砖头，希望引出大家更精彩的玉石。从解放到现在，知识分子在当代爱情史上地位最高的时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将科学看作是第一生产力，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当时有一篇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叫《歌德巴赫猜想》，描述数学家陈景润的人生历程。这篇文章的成功，意味着知识分子受到了社会的尊重。那个时候，刚刚恢复公平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从19岁到35岁这个年龄段的一大群学习成绩好的人，考入了大学，成为知识分子的后备军。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真是时代的饺子，令漂亮姑娘们嘴馋。嫁给大学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我们暂且称那个时代为陈景润时代。

然而好景不长，漂亮姑娘们发现这些时代饺子并不实惠。毕业之后，还有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危险。很快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小汽车司机的地位上升。80年代中后期，首长们的汽车多了起来，于是小车司机成为一个很特殊的社会部落，他们地位很高，到哪儿都是跟首长一起上桌吃饭的，相当于半个秘书。很多人求首长办事，找不到门路，就求首长的司机。而小车司机因为靠近首长，分房子长工资，大都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还是次要的，有的小车司机深受首长赏识，还被派到领导岗位上去。有人做过调查，改革初期政府办的企业，其老总们很大一部分出身于老首长们的司机。这个时代是小车司机时代。 漂亮姑娘们喜欢嫁司机。知识分子的地位落在了后面。

接着到了90年代，大量外商进入中国。原来中国的漂亮姑娘们深受文革的余毒，看不起商人。当时中国的农村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0多年，涌现出了一批乡镇企业家。但是城里的漂亮姑娘看不起这些土包子商人。很少听说哪个漂亮姑娘嫁给乡镇企业家的。但是外国商人，港台商人除外。他们可以把漂亮姑娘们带出国。姑娘们出国是为了学习外语知识，不是为了钱，所以嫁给外商，并不是丢脸的事情，而且很光荣。这就进入了外商时代。

进入到90点带末期到今天，中国的内商异军突起，亿万级千万级的乡镇企业家频频出现，百万级的不计其数。而且这些乡镇企业家长期住在城里。外表已经看不出农村的痕迹。他们花钱比外商大方，对待漂亮姑娘也比外商殷勤。加上早期嫁给外商的大姐姐们纷纷回国，说外国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好，不过如此而已。从此中国爱情史进入了纯粹大款时代。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就能赢得漂亮姑娘的追逐。这当然是一个历史进步。不过，知识分子的地位依旧没有提高。当然有少数读过书的人，进入了经济精英阶层，成为超级大款，但是他们就同刘少奇一样，不能代表知识分子，只能代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干派。

那么从陈景润时代往前数，也很有意思。那就是文革中期的支左解放军时代，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工农干部时代，和50年代初期的进城解放军时代。总之，当代中国爱情发展史上，除了暂短的陈景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几天之外，前后绝大部分时间，都不是主角。

但是中国的文学和历史又都是这些知识分子写的。他们轮不到唱主角，心里就不得志，不得志，就心灰意懒，所以文学也好，历史也好，总是写的灰不拉机的，提不起精神，让有些人看了干着急，总还想再改造改造他们。哎呀，中国的漂亮女人们，可怜可怜他们吧。[2006-1-18]

文革中一部难忘的纪录片

文革中一部难忘的纪录片

在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阿甘参加了美国兵乓球队，并访问了中国。美国兵乓球队访问中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时间是1971年4月10日至17日。这个事件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成为毛泽东主席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序幕。

1972年4月，中国兵乓球队回访了美国，其中包括访问刚刚恢复了中国合法地位（1971年10月）的联合国纽约总部。访问的过程被拍摄了彩色纪录片，很快就在北京放映。

这部纪录片原本是歌颂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伟大胜利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初中生来说，突然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整洁的街道，漂亮的高楼，满街的汽车，人们身上五颜六色的衣服，简直让我们看傻了眼。走进电影院之前，我们还感觉生活在天上，看到了电影里的美国，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在地上。出了电影院，同学们都不说话，好像刚刚参加追悼会出来。那种感觉震撼力之强，至今不能忘怀。

在看这个彩色纪录片之前，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只能看到几部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朝鲜电影，还有几部老掉牙的苏联电影，外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黑白电影世界。从电影里面看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比中国似乎好一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那么英国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深信报纸上广播里告诉我们的，那里的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有一个著名的广播剧告诉我们，美国穷人的小孩子上不起学，只好下地摘棉花当童工。那时候普通老百姓家里还没有电视，所以我们不知道电视里面如何报道美英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的。

《中国兵乓球队访问美国》这个纪录片让我们打开了眼界，也引起了我们的怀疑，那就是一贯被我们认为无比正确的报纸和话匣子[收音机]，在我们的心目中逐渐失去了权威。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受苦受难的说法，被这个彩色纪录片给打破了。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北京少年，第一次感到了自卑，感到了心理不平衡。三年之后，当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读政府工作报告，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发自内心地拥护。当周总理逝世后，我们发自内心地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并且对毛主席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当1976年打倒四人帮时，我们也是发自内心地上街欢呼雀跃。 [2006-2-2]